一个知青的歌缘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中没有人懂音乐。小时听听爸爸吹口琴，这是我得到有关音乐的启蒙教育。记得我曾想学拉小提琴，妈妈没有答应，那时候一把琴的价钱等于大人一个月的工资呢。我用五毛零花钱买了把笛子，开始自学音乐。在学校里，我参加了合唱队，还参加过区少年宫的活动。记得那时候唱过一首歌叫《长大要把农民当》，没想到以后真的当了农民。69年我随下乡大潮到了安徽，当上了一天只挣两毛钱的真正的农民。

　　插队的生活是枯燥的，劳累之余、饥饿之时只能用吼歌来解脱。我唱得最多的时候是蒸馍的时候，我光着膀子，映着炉火，和着风箱刮哒声唱啊，唱啊。什么苦和累都随之飘去。乡亲们听了，会大声地问：“老李，又在学驴叫唤呐？”在农田里，我也学会了劳动号子。我的嗓门使我赢得领唱机会。我唱：同志们哪！（嘿哟！嘿哟！）加把劲哪！（嘿哟！嘿哟！）我的吹笛，也给乡亲们带来了误会。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晚上我上了村边的塔顶，天黑什么也看不见，我骑在栏杆上，掏出怀里的笛子，胡乱吹了两段。这一吹可不得了，笛声引来了狗叫，狗叫引出人声，手电的光柱也冲这边来了。我看事情不妙，就赶快回家。第二天中午，村里到处传说昨晚神仙下到塔顶啦，还呜啦呜啦地唱小曲呢。村里的老太都结伴去塔下烧香磕头哪。我听了捂着嘴偷乐。在下乡的四年半中，我还接触了豫剧和当地的民歌民谣。73年，我被推荐上学，由于没有关系,我的名额从上海科技大学被换到亳县师范，但为摆脱农民身份我进了师范。

　　曹操的老家亳县是个文化古城，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我满怀喜悦，伸开满是老茧的手，学拉手风琴。儿时的梦想吸引着我，劳动锻炼的意志帮助了我，我用每天六小时的练习，很快掌握了手风琴的演奏。

　　使我改变志向，走上音乐之路的导师，是广东籍的音乐教师邝老师。我参加了学校合唱队，邝老师一下子从队伍中发现了我，叫我担任独唱。我唱得第一首歌是《红星照我去战斗》，那是一首抒情的电影歌曲，由李双江首唱。记得那次在学校礼堂的演出，我十分紧张，前台都报过幕了，我却迟迟迈不开步，邝老师急了一脚把我踹了出去。有了这一次的成功，我终于踏上了歌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多少年后的今天我想起这一幕，我要衷心感谢邝老师，是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

　　在小城里，我们这支由广东老师带队，以上海学生为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得发紫。我们三天两头被拖拉机接走，去农场，去机关演出。我在演出中也逐渐克服了腼腆，歌唱后的掌声也多了起来。75年我留校未成，只能社来社去，回原插队的公社中学当音乐教师。

　　我是在路线教育高潮中进学校的。我当了文艺班的班主任，带了一班学生天天排练演出。为了报答原插队村的乡亲，我带队回家演出，那次情景，历历在目。

　　舞台搭在高高的土堆上，气灯吱吱地烧着，锣鼓声中我拉琴指挥乐队奏起来。先唱一段小戏。还有表演唱，舞蹈，器乐等。最后当然少不了我的独唱-乡亲们叫它“驴叫唤”的玩意儿。演出结束，老乡都夸：老李这两年学得不错，没想到驴叫唤还真叫出了名堂。

　　中学的隔壁是剧院，镇剧团经常演《朝阳沟》，他们请我去伴奏。我用键盘吃力跟着那些不熟悉的跺板飞板，学到了不少戏剧知识。我的小创作也被剧团用做幕间曲。那时的演出没有报酬，但是，演出后的那顿白菜煮大肉太令人兴奋，这可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呀。

　　在农村中学的八年中，我结识了许多歌友，学生不多说了。有一个右派分子，会唱三十年代的歌，他挑水为生，经常到我这儿唱。后来他平反了，去当党校副校长。还有个剧院看门的小伙，会画画吹笛子，他常来我家，他吹《牧民新歌》我伴奏。后来他被县文化馆录用，他的驴画成了一绝。我的唱歌没有大作为，我的《牡丹之歌》成了哄孩子入睡的催眠曲。有一次，电话通知我到县里去，我因为孩子的原因回绝了，后来知道那是灌唱片的事，后悔也晚了。

　　83年，我调到县师范，在那里，我的才能得到重视。县工会把乐队办到我的学校，电子琴，电吉他就放在我的家。我组织乐队之余也少不了独唱。县里有三个男高音，演出时哪个比啊，比谁唱得高，比谁唱得新，比谁唱得更有味。演出锻炼了人，使我积累了不少曲目。我的学生也暂露头角，我作曲由学生董小绢演唱的歌曲，被直接送到省里。学生高杰后来接了我在师范的班。86年我离安徽时，全县的音乐爱好者团聚一堂，以歌告别，那个情景，那个规模，令我永远难忘。我为他们最后一次伴奏，他们为我最后一次喝彩。如今你们在哪里，如今你们还在歌唱吗？

　　96年，我用了八毛钱的邮票联系，调回上海郊区。故乡，你的儿子回来了，去时青春年少，回来一家数口。我们带着农民习惯，他乡的口音，北方的小曲回来了。

　　南汇县艺术节开幕了，我该露一手了。我抱着手风琴硬挤上台，用我的歌赢得评委和观众的赞赏。为教育局夺来了意外的一等奖。我直接加入了音乐组织圈。从此县的大小会议演出有我，慰问解放军有我，大奖赛评委有我。我参加了有关音乐的所有活动。举个例吧，县大合唱比赛时，一半以上的歌队有我参与，那要唱，要奏，要指挥的歌在我脑子里直串调。一场比赛下来我累垮了。

　　我们有支男声小组唱的队伍，以中年人为主，唱《挑河泥》之类四声部歌曲。刚成立的时候遭到文化馆的领导反对，她批评我们：自由散漫，各唱各调。对这种不懂业务的领导，我们只好一笑了之。男声小组唱很快走红了，它以阳刚之气，劳动气息见长，从基层唱到县城，从县城唱到市电视台，许德明书记夸我们是县文艺阵线上的拳头产品。我也荣获优秀表导演奖。

　　98年我参加了“马拉松”式的五星奖擂台赛。“马拉松”练的是持久战，我打了八次擂，一共到电视台25次。(一场比赛,送乐谱,合乐,录播共三次。)第一擂把对手拉下台，用的还是《船工号子》。有一场比赛，我发现我的师大老师当评委，心中窃喜，但结果是比分打平，我给老师打电话，他说：“我把评判的权力交给下任评委，我不想别人说我偏心。”我在下一场，以拿手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取胜。遇一女歌手，唱得棒极了，但她的《长江之歌》第一句加了附点。比赛就是比谁发挥出色，谁少犯错误。一次我冒险唱《再见了，大别山》，我又“违纪”在间奏中加了我的“广告”：献给插队的田营村的乡亲们，结果评委被我深情感动，不记小节，让我过关。我一次又一次上“断头台”。一次又一次用练气功放松自己，一次又一次利用了对手的紧张，我的奖金数在上涨，我的歌也“弹尽粮绝”。第八次我唱《祝酒歌》，对方以《回四川》应答，双方棋逢对手，旗鼓相当。就看评委了：亮分93：92，我明白，该“光荣退休”了。后来一打听，《回四川》是评委的学生。（哼，他的老师比不上我的老师。）总结擂台赛，我最大的收获是，好象开了八周的独唱音乐会。

　　天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人生就象一台戏，唱过喜歌也该唱悲歌。我的新歌是“一瓠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那是在李叔同的墓前唱的。她走了，争吵到起诉只用三个月。25年的情感毁一旦，弘一法师，你能告诉我怎样去看破红尘？西湖畔歌如潮人如海，又谁能抚平我滴血的心... 我去唱圣歌，我去学阿炳,我最后考上了曹丁指挥的平安合唱团。

　　合唱团具有专业水准,由转业歌剧院演员和音乐教师及音乐学院学生组成,著名指挥家曹丁精心辅导,使它胜任中外著名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的演出。合唱团经常与外国同行交流，同台演唱，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团里要排[田丰]的作品，要选领唱，我自告奋勇，以我的实力得到这个位置。这是一部描写哀牢山人民插秧对歌的无伴奏合唱，领唱旋律舒展嘹亮，伴唱节奏鲜明，我们的演出在音乐厅，不用话筒。演出那天，盛况空前。领导来了，交响乐团来了，刘秉义来了，我的名字也打入了音乐会说明书。哇！人生能有几回搏，我拼了，演唱时我的声音一出，把指挥吓一跳，他冲我直挤眼，嗷，我太激动了。在有名的“水晶宫”大剧院的演出，我唱的是吕其明的《弹起我的土琵琶》。从台上望去，剧院层层大红的座椅，无数的观众为我们鼓掌，台前鲜花盛开，台上乐队轰鸣，我想起了在土屋风箱伴奏下的吼唱，我陶醉了，我满足了，我的今天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当我老了时候，我会指着大剧院对下辈说，我在那里领唱过。

作者原插队安徽太和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