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初起的回顾

金 溯

　　立于1998年秋冬之交，回眸自己走过的路程，在许多值得回味的往事中，30年前和20年前的同一季节，最是令人终身难忘。

　　1968年11月，作为合肥一中66届的高中毕业生，我响应号召，积极地奔赴当时安徽的“西伯利亚”——阜阳地区，于颍上县罗洋公社(后改为夏桥公社)光辉大队插队落户。从此，我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当了多年的农民、农村基层及乡、区、县的干部，而且曾到安徽农学院农经系就读，至今一直在省农业主管部门工作。

　　更值得铭记于心的是1978年的秋冬之交、我极力推行包产到组的经历。此事起因，一是10年农村的实践。我是抱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改天换地的决心，尽心尽力苦战农村的。生活与劳动的艰苦我倒不怕，我真的是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可农村的落后面貌却改变甚慢，令人焦急。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好事，受到群众好评。但也着实干了不少蠢事，上级有什么号召，我们就照办：如批工分挂帅、批三自一包、学大寨评政治工分、办红民校、批孔老二、搞路线教育、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不一而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成效却实在差强人意，这是为什么呢?起因之二，则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大背景。我爱读报纸，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有如大梦初醒，脑子一下开了窍。记得6、7月份的一天，我与光辉大队的大队长在生产队的一间小屋里，谈起了解放思想、搞好生产的事。这是一位肯动脑筋、讲求实际的基层干部，他直言：只要搞到户，肯定大增产。我又听到其他大队干部的回忆：1961年推行了责任田，只一年就有得吃了，各庄纷纷搭台唱大戏，一扫前几年的饥馑。报纸上又时而出现联产付酬、分组作业的讨论。这一个个火花在脑海中闪烁迸发，终于心里一亮、茅塞顿开：农业生产既然最终是看田里的收成，何不按最终产量计酬呢?分田到户是我过去从未想过也不敢想的问题，现在开始想了，而且一想而不可收了。但是单干是当时还不敢探及的底线，思想也没解放到那一步。于是首先考虑了分组责任制，这是个既简便又有效的办法，既是对现在管理体制的突破，又维持了原生产队的形式；在操作上较为现实。 
　　
　　当时我已是夏桥公社副书记，兼任光辉大队第一书记，但只是个“草鞋干部”，一个月拿30元的补贴，回生产队买工分。“乌纱帽”并没有戴稳，但急于实践的冲动却无法遏制，我没多想什么，就“利用职权：去实施了。此时大约是10月底、11月初，生产队的小麦已安种下去，我与落户的姚一队干部社员议论起包产到组。此言一出，激起了社员从未有过的极大热情，而且干群一致拥护。我与他们多次讨论，拟定了分组联产责任制的实施方案，随即就付诸实行了：队长、会计、政治队长主动各自担当三个小组的头，让社员自由组合。这过程中发生了类似“不该发生的故事”中的那个故事：一位平时大家反映不佳的老兄，他到哪个组哪个组就散了。事情一下变得很难办了，如果由我强行分配，肯定行不通。难题只能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当时上级非但不支持这一做法，而且地委还多次下令不准进行分组。我对社员们讲：我是冒了风险的，如果分不成，也只好算了。社员们都不愿意错过这一机遇，干群迫切要求改革的主动性发挥了作用，接下来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平时遇事优柔寡断的政治队长，此时毅然挺身而出，自愿要这位社员，另一位威望很高、家住本队的国家干部也主动参加此组，分组终于成功了。三十多户的队成了三个10多户的小组：水浅了，利益贴近了，责任心和积极性就出来了。刚丈量过土地，我回生产队和社员正在聊天，忽见一少年冲出人群，原来他是去赶小麦地里的一只羊，这块麦地是刚分给他们组的。要在往常，这一轰羊的责任肯定是队长的，谁也不愿得罪人：损失的麦子能摊上我多少呢。各组都在磨拳擦掌，给牲口添料、为小麦准备追肥。三个组都由各户凑足钱，跑到公社，要我帮助解决化肥指标，这与往常形成鲜明对照：那时我为了给队里买化肥，不仅要去跑指标，还要想办法筹钱，时常还得用我拮据的生活费垫上。正值此时，我吃上了商品粮，离开了生产队，当然就没有分到组里，但终于能在参与这场改革中结束我10年的农民生活，我是颇感宽慰的。

　　在姚一队成功地实施了分组以后，我以大队第一书记的身份召开了大队20多人参加的支、革委联席会，会议开到半夜，“干”情激奋，这是一次令人难忘、最为成功的会议。会议作出一致决议：支持姚一队进行这一有益试验，其他队暂不行动，待经验成熟后再行推广。第二天，在各生产队的干部大会上，支部书记宣布了这一决定。但是又可以说，这次支、革委会是一次“最不成功”的会：会议的决议根本没有得到执行。有的大队干部在支、革委会议散会的后半夜，就开始了所在队的分组行动；生产队干部会实际成了分组动员会，各个队都相继自行分组。到年前，22个生产队只剩两个队没分了。春节后县委公开同意分组时，由于带有领导号召的性质，许多队分组时遇到财产等争议时，谁也不肯吃亏，总要找领导处理，而光辉大队的干部却轻松地面对剩下的两个队了。 

　　在分组的过程中，值得回味的还有那时各级干部的态度。有坚决支持的，但是不多，如家住在生产队和在光辉大队驻点的国家干部都积极支持并参与了分组行动。我在推行包产到组时在公社也公开了我的观点，引起了不小的风波。都是一些平时对我很爱护很尊重的公社干部，大多不同意我的观点，有的是从爱护的角度告诫我：万不可在这一路线问题上犯错误；有的是思想不通；还有的是家住农村、在队里多是困难户，生怕分组后得不到原来的照顾，本能地加以反对(后来的事实证明，联产责任制使他们得益最多)。因此，那段时间公社大院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发生我与他们的争论。由于我所在的生产队已付诸实施，影响到其他大队的群众也要求分组，这就为难了公社的其他领导。我跑到县里，与农工部的一些同志交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仍有不少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径直找到县委书记，他是我一中时的老校长，听了我的陈述理由，认为有道理，说你可以试一下嘛。随后他又感为难：地委多次下令不准搞……。此次回到公社后，闻讯而来的公社书记问我“上访”的结果，我如实相告。于是，在一个大队干部会上、当他在强调执行地委指示不能分组时，又补充了一句：金溯搞的试点是县委同意的。他的“断章取义”，巧妙地既执行了上级指示，又保护了我。其实，他是位实是求事的干部，心里是支持我的，只是公社一把手的位置和历次斗争的教训，使他不能：出面摆明自己的观点。总之，在这次颇具风险的行动中，我有幸没有受到组织干预。
　　
　　其实我内心也无底。虽然我坚信此举没错，也听说中央正在开会；但不知是何精神。记得那天正在县里参加一个会议，夜宿县委招待所。清晨六点半，外面的大喇叭播出了三中全会公报，我立即披衣起身，跑到寒风中，仔细倾听公报的每一个字。公报中有强调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话，这在当时是制止生产队向大队穷过渡的。但是否也针对划分生产队呢(分组变成分队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我心中没把握的，尽管我们也设法制止)。所以心中仍然无底。乘春节回肥探亲，到一位熟悉的老干部家，得以了解了三中全会和省委贯彻全会的会议精神，心中不仅踏实了，而且更豁亮了。

　　接着要续上一笔的是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的发展。1979年8月，我调任颍上县地处偏辟的郭圩公社书记。这年秋冬，扩大种植油菜的计划受到严重影响。因天大早，育苗成活率很低，且难以移栽下土。但这个公社的汪郢大队，由于大胆地把育苗地分到户，社员在收获红芋切片的最紧张季节，硬是抽空担水抗旱育成了苗。在移栽油菜的冬天，我和一位公社干部亲眼看到一对小夫妻脱掉棉袄用一个小戽斗，通过四级提水移栽油菜，大为感慨：这是包产到组也难以做到的啊!转过年，到了1980年的元月份，消息闭塞的我们得到一生产队干部拿来的登有万里同志讲话的报纸，上面有困难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的说法，这无疑又是一次开启思想闸门的钥匙。结合眼前的现实，在公社那个简陋的会议室里，党委召开了各大队主要干部会议，念了这段报纸。我讲了发生在我们公社的上述事实并提出我们关上门敞开思想议一议，包产到户到底是不是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办法。又是一次热烈的讨论，又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讨论结果大多数干部说还是包产到户好。当然，会议结束时，我们宣布这只是议论，出了门一切如故。实际上如故是不可能的，这成了一次包产到户的思想动员会。不久县召开的三干会上请来阜阳地区党校的一位副校长，在他的报告中说：对照上级说的在生产落后地区可实行包产到户的精神，整个阜阳地区都属生产落后地区。他的报告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不少人骂他是老右派又在放毒(这是一位耿直敢于直言的同志，曾被打成右派)，大多数干部的思想却得到了深深地震动和启发，尤其是基层干部们都感到：包产到户是难以抵挡了。散会后我们公社召开了广播大会，如实传达县里会议精神。记得那天很冷，又是晚上，还有雨雪，但大队干部反映社员们听得十分认真。第二天的汇报会上，花水涧大队书记汇报中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有的社员听了广播后感动地说；“共产党真是让我们吃饱饭啊!”听罢此言让人百感交集，回味良久，心里不知是个什么滋味!我们公社主动地支持了社员包干到户的行动，及时调整了各队的组织和干部配备，拟制了土地承包合同，春节前全公社大多数生产队顺利地实行了包产到户。当年午收后，在强烈地对比下，余下的队也坚持不下去了，包产到户终于在群众的极高热情中全面推行了。

　　包产到组，特别是包产到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和深远的影响，现在已是举世公认了。但在当时根深蒂固的传统理论和体制之下却是大逆不道的。它的发生，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干群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人翁和义无反顾的精神。回想起那时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他们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隔阂，但在那个关头，却表现出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凝聚力。事后很久，我才听说我们队的社员在分组时，为了保护我，曾家家户户签名盖章；以证明此举是他们完全自愿的行为。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张“自愿书”，但我仍时常为之感动，永远记得他们。广大干群是这一壮举的基础。原因之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那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环境。2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对包产到户作出具体设计，但它营造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宽松环境，因而全国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打压，这是这一多难的种芽得以出土、生长，从而成为参天大树的保证。规律不可抗，民意不可违，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可忽视，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者后记：

　　上山下乡使我有缘与上海下放蒙城的知青罗芸结为连理。下放三十周年前夕，我俩牵线人之一的赵国屏出差合肥开会，顺便为此书组稿，当面嘱我也写一篇。罗芸名下无文，我写出这一篇既作纪念，又可交差，兼为夫人补缺。得以充数蒙城知青行列，不胜荣幸! ’

(本文作者：原插队于阜阳地区颍上县罗洋公社，现在安徽省农村经济办公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