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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蒙城
卢良芝
我是两次从上海迁户口去蒙城落户的上海人。第一次是在1970年4月,随着锣鼓声,乘知青专列浩浩荡荡地“奔赴”蒙城;第二次,1989年5月,在上海读书、工作十三年后,自己拖着三周岁的女儿悄悄地进蒙城县。我嫁了位蒙城籍人,于是,出现了我第二次进蒙城县落户的记录。
与第一次来蒙城的抱负不同了,1989年6月底到蒙城县物价局报到上班,心里想的是,竭自己所能好好地工作,为曾经抚育过我的热土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到蒙城县物价局,担任副局长(同级按排原行政级别)。上任之后,很想做出些成绩。工作上主动挑担,主动出谋献策;工作作风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待人接物以诚相待,心直口快。结果,招来了不理解,被误会为不尊重领导、自我表现。记得有一位朋友曾告诫过我,要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去搞人际关系,不然,工作得再出色,也不会被人承认。我不以为然,事实上却让人体会到,埋头工作,不谈其余,不看对象,很难!......
家庭生活中,苦恼也不少,丈夫患有眼病,是视网目色素变性,属不治之症.为了治病,到处求医。但是,疗效甚微。我的女儿又小,待我五十岁时,孩子还是未成年人,当个好妻子,做位好母亲,还要搞好工作,应付各种社会关系,真不容易!......
这几年来,不说是步履艰难,也可称步步看路.但是,不论环境如何,我做人的原则:能直走的急步行,需拐弯的别趴下.如今,我也能渐渐地适应环境,活得很好.社会就是这样,每个人的境遇可以形形色色,每个想活得好的人,却各有相同点,那就是快乐地接受生活,高兴地闯过难关。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少时学过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雷锋......,长大一些接受了插队落户的锻炼,那段下乡的日子,让我们每个经历过的人都刻骨铭心。下雨天赤着脚栽红芋,人拉犁种小麦,像驴那样地推油磨。从几十米深的沟底抬泥上岸,多少次汗水、泪水、雨水交织在一起,身上长过虱子,蹦过跳蚤......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除了生老病死不可抗拒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叫人畏惧的事情了。
我坦坦荡荡地接受了生活的安排,或者说,是我主动地迎接了命运的挑战。我在上海工作之后结的婚,我乐意地接受了有眼病的丈夫,也是我自己决定了由上海调到蒙城。如今,我已步入中年,回首往事,思想上也出现过徬徨。转念一想,正是自己的特殊经历,才能有今天这些别人无法体会到的感受。譬如:如果不嫁位蒙城籍人,我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深切地体会到蒙城与上海的差别(这种距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如果不嫁位有眼病的丈夫,就不可能体会到照顾一位几近半盲人的苦与乐(有多少次,我曾希望,情愿他是个缺胳膊少腿的人);如果不是两进蒙城,我也不能有今天这种对待生活磨练的勇气。总之,俗称有失必有得吧!
我不后悔我走过的路,尽管,命运对我来讲并不是那么公平;尽管,我现在的工作、生活不如想像的好,但是,我很乐观,很愉快。我常自慰,世上有伟人、名人、平凡人之分,但是,他们的生与死是一样的,都是裸裸而来,光光而去,并且,世上毕竟是平凡人多,大多数人中的平凡人不乏奋斗者、拼搏者。所以,做人要紧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自扪良心:我奋斗过吗?我努力过吗?我争取过吗?我奉献过吗?蒙城土话讲“摸摸自己的第二个扣子”。遵自然规律,不需几年,我也要进入老年行列,到那时,回想自己走过的历程,比运道好的人会多些盐味。
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毛泽东时代,工作于改革开放时期,为自己能替社会分担忧愁而感到欣慰,为自己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感到自豪,为自己虽平平淡淡,却是在蒙城的改革和发展中默默奉献而感到宽心。
(本文作者:原插队三义公社,现在蒙城县物价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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