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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
陆树全
前些日子接到一位老同学约稿，要我写点慰问团的回忆文章，由于近年高血压病缠身，脑子总是昏昏沉沉的，说话也有点颠三倒四的，所以，要我写文章，真有点勉为其难了。然而，说起慰问团和知青的事，那确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了。
记得1969年的冬天，我随慰问团去了安徽淮北，分在蒙城县，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方景照（已故）、沈少君、陆崇德、郭渭（已故）等同志，任务是看望、慰问在那里的上海下乡知青，协助当地做好下乡知青的安置巩固工作。
从上海到安徽淮北农村，无论是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是个天差地别的变化。我们除了一个月在县城休整学习几天外，多数日子是跑农村，到知青点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由于当地交通条件差，去看望知青，主要是靠步行，每次出发，不论男同志、女同志，大家都背着行李背包，一天走上几十里路是平常事。热天顶着烈日，冷天冒着寒风，遇到雨天就更惨了，乡村的泥路又烂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沾上了一身泥巴，背包越来越重，真是步履艰难，狼狈不堪。当时，就凭着一定要关怀保护好下乡知青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谁也没说过一句怨言，大家互相照顾，互相勉励，不停的赶路。到了知青点，就像是到了久别的家门，知青会热情地招呼上来，帮我们解行李、拎背包，给我们打水洗面，倒上一杯热水，问寒问暖，真是他乡遇故人，情深意更亲。在这种情况下，谁也说不清是谁慰问谁了。我感到，这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里，我们和下乡知青二代人之间结成的一种厚谊深情。
知识青年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到了农村，走上了独立生活的艰难历程，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比我们多得多，关心、保护知青的健康成长，就成了我们慰问团的神圣责任。凡是哪里有上海知青插队的地方，不论路有多远，我们一定得去看望他们，这是党和政府的重托，也是广大家长的嘱咐。我们每到一个知青点，看到下乡青年住的是泥墙草棚，吃的是蔬菜粗粮，干着艰苦的农活，我们的心都感到一阵苦涩。通过普遍访问，我们就把了解到的知青中存在的问题，集中整理成局面材料，及时向当地有关领导汇报，争取妥善解决。例如，看到知青住房、口粮不落实的，我们就跑大队、走公社，要求尽快予以解决；看到有的知青水土不服，发了皮肤病、肠胃病等等，我们就一面向当地求医问药，一面向上海有关部门反映，请求给予支援；听到哪里下乡知青遭到迫害，我们就赶到哪里，进行调查了解，及时向当地领导汇报，协助当地组织进行处理。当然，我们为他们做的实在太少了，有时想为他们多解决点实际问题，但常常是心有余有力不足。因为，我们当时的处境也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是一无钱、二无权，就凭着对下乡知青的一分热情，一分爱心，一分责任感。为了与知青思想上多一些沟通，我们常常利用他们空余时间，和他们坐下来促膝谈心，从生活、劳动、学习情况谈起，一直到人生、理想、大家都是敞开思想，各抒已见，有时免不了会发生争论，当然，气氛总是热烈、亲切、融洽的，知青想得最多、说得最多的内容，主要是怎样推广科学种田，发展农村经济，怎样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怎样搞好农村的合作医疗工作，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等等，却很少讲他们自己当时遇到的一些困难问题。使我们感受到他们的心里都蕴藏着一团火，都想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为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贡献出他们的青春。这些就是我们当年所熟悉的上海下乡知识青年的精神风貌。
冬去春来，我们第一批慰问团在安徽农村先后度过近四个寒暑，与下乡知青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回忆当年在慰问团的这段经历，确实使我感慨不已，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这批我与之生活过的下乡知青，他们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以至把宝贵的青春都永远留在了农村！他们当年那种吃苦耐劳、战天斗地、意气风发、敢于拼搏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现在，他们绝大多数已经回到城市，许多人学有所成，成为有用之材，不少人被推上了各种领导岗位，挑起建设祖国的重担，这是多么可贵的年青一代！我在退休之后，花了三年时间，把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的史实，作为专门一章，写进了《上海劳动志》，也算是我对他们的一种永志的怀念吧！
（本文作者：原为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第一批慰问团成员，现已从市劳动局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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