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人生路

　　历史走出了一个怪圈。

　　正如我们当年身着军便装、肩挎语录包气昂昂地奔赴农村一样，年已18岁的儿子即将远离父母的庇荫，开始他漫漫的人生旅途。不同的是，他的起点是在父母的出生地----上海，而我们则是从安徽蒙城县启程的。

　　如今，成功的插兄插妹也许会说：下乡插队的经历是人生的财富。我远远谈不上成功，也就没有这样的感悟和潇洒。欢乐与烦恼、真诚和虚伪、冲动或彷徨......年轻人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度过的只是一段打上特殊时代烙印的岁月,仅此而已.不过,我还是要感谢那个年代,因为我结识了许多朋友,有上海的、蚌埠的、蒙城的，还有三义公社的，其中，最让我感受到真善美这一生活底蕴的是----好人老郭

　　初见老郭，是在三义老公社大院的那座日本鬼子留下的炮楼里。那是我们到达三义的第三天，为了尽快将迟到的行李运回生产队，我们置乍暧还寒的季节于不顾，赶了十八里夜路，并在堆放行李的炮楼里踡缩了大半夜。天亮后，我们赶在运行李的马车到来之前，伏在各自的行李上给千里之外的父母写到农村后的第一封信。写着写着，不知谁率先抽泣了一声，不想立即引起连锁反应，我们四位来自上海山阴路的毛头小伙（其中两位独子，两位小儿子）竞无一例外地嚎啕大哭起来。

　　“孩子们，别难过了，既然来了，就安下心来好好干吧！”顺着话音望去，一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向中我们走来，步履蹒跚，满目慈祥。她走近我们，递上手帕，又说：“孩子，坚强些，别给爸爸妈妈诉苦，有困难就跟我说，好吗？”

　　她，就是老郭，当地人都这么称呼她。原是蚌埠市银行的干部，随因所谓有历史问题必须从城市疏散的丈夫来三义大队落户。因其本人是下放干部身份，就在公社的知青管理上做些辅助性工作。

　　很快，我们便与她熟悉了，亲近了。每逢到公社，我们总要到她家里坐坐。遇到吃饭时我们也不客气。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她常常会停下筷子，心疼地说：“看把你们饿得，正是长身子的年令，我这里虽比不上你们上海家里，粗茶淡饭总还是能吃饱的。”

　　老郭没有亲生子女。平日里，她就把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大姑娘小伙子当作她自己的孩子。在三义公社的下放知青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得到过她的呵护与帮助。知青点与生产队、知青与知青之间闹矛盾，她会出面协调；哪能位知青缺吃短烧了，她会想办法解决。她的家里经常充满着欢声笑语，那是许多知青乐意聚会的地方，我和妻的初恋，也是在这里萌发，走向成熟的。

　　1974年的冬天，一次招工机会降临了，当我们几位被推荐都去蒙城体检时，她放心不下，一直陪伴着。许是太紧张的原因，医生在给我做完心肺检查后，手上那支笔迟迟落不下来，此时，老郭正在窗外，见我招手，立即带着县上的一位同志推门而入，经过一番耳语，那位医生终于写下了“心肺正常”四个字，嘿，好险！

　　再见到郭老师，已经是几年后的事了。那时，她们夫妻双双已被落实政策调回蚌埠银行系统，老伴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多年来压在她们心头的精神桎梏解除了，然而她却似乎老了许多。不久，她得了癌症，理疗、化疗，持续了两年。弥留之际，我和妻专程从马鞍山去看望了她。此时，她的体重已不足七十斤了。

　　病榻前，她老人家紧紧握着我和妻子的手，问道：“孩子呢？”我热泪盈眶，呜咽着说：“他还小，不能来看奶奶，已经托咐别人代带几天。”她点点头说，又说：“孩子离不开妈妈，我很好，你们明天就回去吧！”我再也说不出话来，望着她瘦弱的身躯，心中不停地呼唤：老郭，我最亲爱的妈妈！多年来，您那博大的胸怀里，一直装着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命运对您不公平，但您无怨无悔，一直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关心去帮助他们，甚至他们的孩子......

　　几天后，老郭走了，虽然我不在身边，但我知道，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她步履蹒跚，满目慈祥地走了。这次，我又哭了，和妻子一起抱头痛哭。

　　盲目、冲动，人云亦云通常是年轻人的专利，况且那是个人人都盲从的年代，革命大批判的武器是时常操在手上的。我也因此主演过一位中国历史是的著名人物----圣人孔子

　　1974年的夏天，批林批孔运动方兴未艾，那是个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年代。通过对各类批判文章的一知半解，我们这支临时组建的三义公社知识青年批林批孔宣传队推出了自编自演的“力作”----活报剧《孔老二与林彪》。正如候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一样，我们让两个本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出现在同一舞台上。

　　试演时，到了公社领导的大加赞赏。在他们的授意下，我们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巡回演出，而今，人们称之为“走穴”

　　“我姓孔名丘字仲尼，排行第二，人们都叫我孔老二......。”一时间，三义公社的许多村庄都成了我们的舞台。我演孔子，张平亚演林彪，郑育岗则演我们共同的政治基础的代表----小地主，尽管都是清一色的“反派”角色，但大家热情高涨，尽心尽责，没有道具，我们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制作了三个脸谱;没有交通工具，那更不成问题，步行十多里路谁也不在乎。至于吃住问题，那更好解决，有啥吃啥呗，生产队的打麦场通常是我们过夜的好去处。

　　不过，难事也还是有的。最要命的是每到一处都要借长衫。孔子是读书人，按我们的设计是必须穿长衫的，可那玩意儿在文革中早已被劳动人民所唾弃，很是难找。有一次，我与一位老乡转了好多家都没能借到，无奈之中，有人拿来一件棉袍。演出时，我身穿这厚厚的棉袍，在盛夏的夜晚踱着方步，一招一式依然认真到位，等到这活报剧收场时，我身上的汗水已经由里及表了。

　　“走穴”半月，除生产队照记工分外，无半文额外收入，只混了个脸熟。而后在三义街上行走，冷不丁会听到身后冒出一句：孔老二。也算这场闹剧留给我的纪念。

　　如同现今人们常常会以官阶高低或财富多少把人分成若干等级一样，那时，政治上的等第观念在当政者眼里是十分严格的。这样，在我下乡的经历中就多了一首插曲---当兵未遂握手。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英俊魁梧的北方汉子，年令略长，他是沈阳部队的高姓排长。
　　
　　那是1972年的深秋，有关征兵的话题在我们知青圈中迅速传递，纷纷扬扬。

　　“当兵去！听说复员可以回到上海。”

　　“那太好了，这回修地球就修到头了。”

　　曲线回沪的念头在我心里陡然升起。当机立断，跑大队，上公社，几经波折，到最后通过体检关时，全公社的知青中只剩下三位：钱洪嘉、张月祥和我。

　　高排长就是来带兵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三人成了他房里的常客，出身于城市的他，对我们颇多同情。他坦诚相告：在你们和农村兵之间选择，我无疑会倾向有文化、有见识的你们，只要政审关一过，我肯定带你们走，三人全走，一个不留。

　　遇到这样的知已，涉世未深的我，心绪早已飞到了北国塞外。朋友间的小范围相聚，已经开始了互道珍重。

　　不久，外调的消息传了回来，我被刷了下来。原因很简单，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我给打懵了。天哪！我怎么突然间成了地主崽子了呢？我父亲抗战前就到上海做事，全家人解放前就定居在上海，和土地早就没有了往来。至于爷爷、奶奶早在父亲童年时就相继去世了。此前，我填的所有表格都是以父亲的“职员”工作为家庭出身的，也从未有人提出过质询。文革初期，我所居住的里弄有一半以上的人家被抄家、批斗、贴大字报，但我家一直安然无恙，母亲也依旧当她的居委会干部......。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径自去找公社的一位干部申辩，可根正苗红的他却语出惊人：当兵必须查三代。据调查你爷爷有时，你家里很有钱,还有不少土地.我们这次外调是准确的、负责的，你的家庭出身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不仅是你，今年你的儿子、孙子都必须在家庭出身一栏在填上两个字----"地主”。

　　悲剧，不仅将纵向伸延，横向的也未能幸免。我的准备同期入伍“战友”，外调结果均不妙，钱是“保长”，张是“富农”，嗬，整一个“四类分子”的集团，共和国的钢铁长城自然是不会让我们这些人轻易混入的。

　　高排长要走了，依然在他的小屋里，我们四人相对无言。最后，还是高排长打破了沉默：“年青人，别泄气，生活的路还长着呢！”

　　握手，告别。

（本文作者：1969年插队三义公社，现在安徽《马钢日报》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