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知青函授工作
徐瑞麟
我是1974至1976年上海赴安徽阜阳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慰问团分团的成员，在阜阳地区负责对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函授教育工作，实际上是上海市教育行政部门、上海各高校赴阜阳地区各县进行函授面授工作的教师和干部与当地党政领导机构、上海慰问团以及知识青年之间做些组织协调和安排落实工作。亲眼目睹上海知识青年在安徽的“西伯利亚”阜阳地区的广阔天地的艰苦生活和战斗成长的情况，也看到了上海的知识青年下乡后强烈的求知欲望，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慰问团团员，以及赴阜阳地区的上海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的干部和教师们。他们的足迹遍及地区阜阳、利辛、蒙城、太和、亳县、界首、颖上、凤台、阜南、临泉等各县，送教上门，为上海知识青年进行政治理论、农村各种实用知识和技能的函授面授培训，深受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在开展知识青年函授面授教育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要搞好这项工作离不开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例如，要搞好知青函授就需要进行短期集中面授培训，就需要借用当地党校等培训玚所；在知识青年面授学员集中时当地提供必要的培训面授经费；还要安排适当的工作人员具体操办此事等等。为此，我们经常要找阜阳地区分管文教宣传的党委副书记高曙同志请示汇报，请他出面支持；要跟地区教育局局长孙清代同志商量落实经费问题；还要找知青办潘晨同志落实当地工作人员等。在频频的接触中，由于他们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对知青函授工作有了共识，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并列入地区各部门工作计划之中，为知青函授工作广开绿灯。像地区教育局每年都要列出数量可观的教育经费专款专用，支持知识青年函授面授培训班。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78年当我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之际，在人民大会堂突然见到了当时已调任淮南市领导的高曙同志，我们俩人在大厅内谈了很久，对阜阳地区那段历史深为怀念。孙清化同志现已离休，由于他的二个儿子都在上海的大学学习工作，来上海时，总要邀请当时负责知青函授工作的原高教局韩中岳同志、市新闻出版局徐福生和我（同济大学），还有原高教局的沈振华同志到他们的家中，叙谈当时在阜阳地区的知青函授工作。可以说，高曙、孙清化、潘晨等同志是我那难忘岁月的战友。
（本文作者：原上海市第二批慰问团成员，现从市政府成人教育会退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