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问团工作二、三事

　　时间过得真快，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转眼已整整30年。我从慰问团工作结束回沪也20多年了。回顾在蒙城的二年慰问团工作（1975年至1977年），感触良多，获益匪浅。

　　上海动员到蒙城的知青约两千余人，主要是虹口区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有一些是徐汇等区的。他们奔赴安徽的最贫困地区，与当地老乡一起战天斗地，万般艰苦，度过了长达十年的人生最可贵的青春年华。他们给农村带来了知识和文化，自己也得到艰苦生活的磨练，懂得了社会，特别是懂得广大农村和农民，不少人在科学种田，提高农村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可贵贡献。无怪乎，当他们回到城市后，在各条战线工作和劳动中普遍受到所在单位领导和老工人的欢迎，不少人在党政部门、经济、科研、教育等战线成为领导骨干，这虽与个人勤奋努力分不开，但十年农村生活的艰苦磨练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上海赴蒙城知青除了大部份回沪外，还有不少留在蒙城和安徽各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有少数人赴欧美等国深造，学有成就。

　　回望蒙城十年难忘岁月，在知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兄弟姐妹之情，久久难以忘怀。为什么这种感情比一般的同学之情，单位的同事之情更深厚、持久？因为大家一起经历了苦难的磨练，同劳动，同生活，同甘苦。知青联谊会每年春节在市总工会六楼礼堂举行的联谊活动总是人头济济，热闹非凡，大家互通信息，互叙回城后的甘苦，还特别关心知青通讯录，以便及时沟通，互帮互助。同时，十年艰苦岁月也与当地干部、老乡们建立了深厚的不是亲人的亲情。当时，老乡们虽然一贫如洗，但对上海知识青年却亲如家人，关怀备至，每逢知青家长来探望，或知青留在当地过春节，老乡们总要千方百计杀鸡买肉，碾细粮款待他们，或把知青轮流请到家里款待。无怪乎，当知青离开农村回城后，仍念念不忘第二故乡。不少知青每年总要挤出几天时间到第二故乡看望老乡，并为当地的两个文明建设献计献策，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这几年，蒙城和上海之间联系频繁，经济协作不断扩大，不少老乡的子女来上海打工，是上海知青和慰问团同志牵的线，县、区党政领导多次率经济协作代表团来沪，带来许多发展当地经济文化的项目招商引资，知青联谊会当“红娘”，牵线搭桥，洽谈考察，正在日益发挥积极作用。这也可称作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副产品”吧。

二

　　我参加的是第三批慰问团，成员除了我以外，主要来自虹口区手工业局及区属有关部门，慰问团的任务是协助当地政府做好知青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健康成长。前二批慰问团的组长是方景昭同志（女）和张成林同志，她（他）们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他（她）们经常背着背包，跑几十里卟到知青点进行慰问，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第一批慰问团组长方景昭同志前几年不幸病故，还有几位郭渭（女）、郑培良、黄振祥和陆定宝等同志也都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都为慰问团工作作出过贡献，与知青建立深厚感情，我们应该记得他们，怀念他们。

　　我们第三批慰问团工作不如前二批慰问团艰苦深入，中间又正好遇上粉碎四人帮前后，所以工作平平。现在回忆起来，有二件事还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帮助当地区、乡创办一批小工厂。为帮助家庭贫困的知青增加一些收入，减轻家庭负担。由慰问团张文惠等同志向原派出单位虹品区手工业局领导反映知青的困难，建议利用当地资源在当地办一些小工厂，得到虹口区手工业局的大力支持。先后在当地办了一批小工厂：一是服装加工厂，共办了十五家，由上海支援45台缝纫机和15台锁边机，每厂配备三台缝纫机和一台锁边机，上海派老师傅到蒙城办培训班，培训女知青学会服装加工技术，服装原料也是上海提供。当装着缝纫机等设备的四辆大卡车开到蒙城时，受到当地干部和广大知青的热烈欢迎。二是办了一家造纸厂（在岳坊公社）。由上海提供机器设备和安装师傅。利用当地的原料（稻草），制造马粪纸，经过上海老师傅和知青的多次艰苦试验，终于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大家非常高兴；三是办一些农机修理厂，上海提供各种机床等设备，并派出电工、机修工，培训知青掌握修理技术，为当地修理拖拉机等农机具。这批小工厂的创办也为利用农村原料资源和剩余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作出一些尝试。

　　第二件事是政治上保护俞自由和赵国屏。

　　粉碎四人帮时，俞自由是县委副书记，赵国屏是楚村公社楚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揭批四人帮时，县里一些人为了打击排挤上海知青干部，有人贴出了大字报，诬陷俞自由和赵国屏。当时，县委第一书记是一位老干部，对知青是比较关心的，但因受到压力不能自持，赵国屏被撤了职。我们慰问团同志得知后，积极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并与虹口区知青办主任何全刚等同志一起，联名给当时的安徽省第一书记宋佩璋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时并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写信，说明事实真相，坚决要求保护知青干部，执行党的政策。此事因而得到了纠正。在这过程中，我清楚记得赵祖康同志有一天拄着拐杖打着手电，亲自到我家里来，十分焦虑赵国屏的处境。此情此景尚历历在目。

（本文作者：原为上海市第三批慰问团成员，现已退休，在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