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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是个出过皇帝的地方。
离今最近的元、明、清三朝，唯明朝开国皇帝为汉人，且这皇帝并非根系皇族、豪门、权贵，他出生卑微，是个要饭的。
这个皇帝，就是安徽凤阳的朱元璋。
朱元璋成帝后，曾想定都凤阳。据说，一天他和他的大臣们在选定的位置看风水时，决定往东再移一箭之地，结果，这一箭一移移去了南京。照说书的说法，那叫无巧不成书，他部下往东射出的箭，恰被一只飞过的鹰叼住，这只鹰一口气飞到南京才将箭扔下。天意，本该归属凤阳的明朝国都归属了南京。不过，朱元璋对凤阳还有情有独钟，他最终将他母亲的坟安在了凤阳。
我曾在凤阳插队八年半，听过不少朱元璋的传说，可惜当时太小，关心自己命运多过历史传说，记得的一些，记得也不确切，不然写出来，一定可读。
除了朱元璋，凤阳还有一样出名的，那就是“凤阳花鼓”。其实，在凤阳时，我既没见过也没听过“花鼓”，大概因那时太多“命”要革，凤阳人乃至全国人没闲心顾及娱乐和传统。但花鼓戏中的一段词，早已化成了空气，在凤阳的天空、大地、山水人家中流动，只要在凤阳生活过的，没人不知道――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元璋，
十年倒有九年荒。
为什么“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想来不光为风水，但这问题还是留给凤阳政府或明史研究者好，于我则是，七零年五月十二日，第一次踏入凤阳后，从此就再没摆脱过这块土地，这块朱元璋“御留”的荒凉贫瘠除了泥土还是泥土的土地。
那时，我插队的村庄，不管老幼少壮，年底，一半人得外出要饭，直到五月天收了麦才回来。要饭在那已成习惯，没人觉得羞愧。凤阳人常常举家拖儿带女携老而行，常常这家与那家结伴而行。那时在凤阳，我习惯于看见的是真正的“破衣烂衫”，习惯于看见单衣中怎么漏出肉、棉衣中怎么漏出发黑成块的棉花絮；记不得曾经见过几件不破的衣衫，记得的是八九岁的女孩还光着身子没衣服穿。农民家里，一切都是泥做的，屋子、灶头、桌子……所谓窗口，只是在泥墙上挖个洞，透进些光，家中仅有的“家具”，就是从东墙牵到西墙的一根绳，绳上终年挂着全家人一年四季替换的衣服……
那时，没人关心庄稼，谁出力谁“傻”谁“吃亏”，田里干活最热门的是男女相互“调戏”，说“孽话”甚至做“孽事”。晚上，煤油灯下，几根烟枪几个头，张姓人算计李姓人，前庄人算计后庄人，个个能掐会算，掐算得都很准。
那时我们还小，老让我们不明白的是，看见面前站着的两个，明知他们是仇人，彼此恨得咬牙切齿，杀了对方的心都有，可你所看见的他们，那真是不见一点声色、不露一点痕迹，又是握手、又是言谈，恭维、奉承话一筐一筐 ，脸上的笑容喷涌而出，根本无法掬住……
2003年，年底，我一家回了次中国。
早在回去前，我就对太太说，这次回国我要去趟安徽。太太说她支持，说既然你老想着那，那就去看看，但是，她要和我一起去，还有两个孩子，也一起。我说，这不可能，不要说孩子，你也不能去；那里交通太差，我都不知如何到达，坐什么车，何况还有过夜问题。我说，如果当天出不来，我能在农民家对付一晚，你行吗？她说你行为什么我不行。我说：你会睡在破烂的泥屋里，睡在潮湿发硬的被子里，一晚上身上被咬几十个痒得钻心的跳蚤块……你没农村生活的起码经验。你见过真正的荒凉、贫瘠吗？知道这些所能引起的反应吗……
太太说：“结婚二十一年，我们像一个人，可那段对你如此重要的生活中没有我，每次你说起，我都觉得陌生，觉得自己像局外人……”
我说――我能说什么？我说我多带你张照片回来吧。
我是和萧良、阿五一起去的。早在澳洲时，我就给他俩去电话，问他们愿不愿和我一起去次凤阳。他们说愿意，说和我一样想念那。一到上海，我们就见了面，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并当下约好，这个周末就动身。
说好坐火车先去蚌埠，再从蚌埠换汽车，可结果，因为年底，外出打工的民工都要回家，车票一时买不到。我们努力了，还是不行，正准备放弃，准备买下个周末或再下个周末的票，临到最后一刻，萧良和阿五说：我们自己找司机、借车，从上海直接开凤阳。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梦话，问能行吗？他们说，当然行，说现在一切和我在时完全不同了。我还是疑惑，但不能再反对。
加上司机，我们一共四人。我们借的是辆旅游车，旅游车舒服，累了能睡。我们是半夜十一点多出发的，他们说，这时出发到凤阳，应该正好天亮。
中国的高速公路一点不比澳洲的差，宽敞、明亮，一盏接一盏的灯……
没有夜的感觉，没有。我们聊天、抽烟。
我已戒烟三四年，但那两天，我和他们一起抽得天昏地暗。
车过长江，我就感到了安徽。
路变得不再宽阔、明亮，暗洞洞、黑乎乎，并且开始弯曲、开始高低不平。大光灯中，看到了暗黄发灰没有尽头的地，隔老远一枝细细、弯扭的树；空气的味道也变了，混进泥土、稻草、灶头灰和尿粪味……开一阵，公路边的一个交叉路口，便见一个二个摊位，摊上一根电线吊一只蜡黄的灯，灯下一张破旧的桌，桌上放几只苹果、几根香蕉、几盒火柴几包烟，桌后一个歪歪倒倒的帐篷，帐篷里一张树杆搭起的凉床，凉床上裹一条暗红底色的花被，被里露出一个老人灰白的头……
八六年年底赴澳前，我回来过一次。当时我想，要走了，得去看看，向它说声再见。是去说再见的，可到了那里，一下汽车，我就觉得不行了。
汽车停公社的街口。一边有几座泥房，泥房墙根下，蹲几个老人，黑衣黑裤，女的扎绑腿、挽发髻，男的提着烟杆抽烟。
迎面是条泥路，坑坑洼洼，见得到一滩滩大小积水。
刹那间，我在这路上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当年的我――寒冬腊月，戴一顶海富绒方帽，两边帽沿一个竖着，一个耷下，身穿五十年代母亲穿过的羊皮棉袄，双排扣的卡其脱卸面已洗得发白，破了几处……我看见自己正口喘粗气，俯首，身体前冲，肩上搭一根绷紧的绳，双手拽紧两旁车把，努力在拖一辆板车……板车上，装的是我自己喂养的鸡，我拖它们来这，为的是把它们送去供销社卖掉，然后，用卖掉的钱换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
我觉得喉咙口有大块大块东西要喷出来，是“喷”，我克制不住地想冲到一边去，扑在地上，放开声来大哭一场……
喉管被卡住了，断了似的疼……而眼泪，早已涌出，成了线，不停往下淌。街这头到那头，走了足有一刻钟，一刻钟中，眼泪就那么不停地沿着脸腮淌下，掉到地上……
当年插队那么苦那么难，我没哭过；可那次，我哭了，泪流满面。
一路上，我们几次停车问路。天亮时，“大柳庄”到了。
距离上次来这，已十七年。
这个“大柳庄”，我们没一个认识。
大柳庄街该是条泥街，二三米宽，两旁是一间挨一间的低矮泥屋。而这个“大柳庄”，公路从街心穿过，能开三四辆车，两旁全是砖房，有的还是二层楼的。
“这是大柳庄吗？”问路边两个年轻人。回答说是。又问：“你肯定？”年轻人怪怪地看我们，回答当然肯定。“那么，这条大柳庄街，是不是原先的街拆掉后，在拆掉的地皮上重建起来的？”年轻人总算明白了，“你们要找的是大柳庄老街吧？！在，还在，――那里，就那里，从这走过去……”
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走去，感到老街了――“我们的”街。
还是二三米宽，还是曲曲拐拐，一段泥路，一段碎石路。老街也变了，多了许多砖房，也有二层楼的，但毕竟，还能看到一些没拆的老屋，那些我们一辈子忘不了的盖着茅草的泥屋。只是，泥屋少了，剩下的几幢，也“躲躲藏藏”地缩在后面。
“看，这屋还在，这屋原是供销社，我们常来这酱油煤油。”
“看那幢，记得吗？原先是饭店。开饭馆的老头叫老顺子。”
“这里，看这……原先是肉店……当时猪肉七毛三分一斤……”
我们边走边看边说。
走到原先的大柳庄公社办公所，我们停了下来。
这是幢楼房，曾是方圆几十里唯一一幢楼房，且是砖造的。这楼原先是炮楼，据说是过去时代的土匪盖的。楼很高。第一次出现知青眼里时，它很破，但渐渐，越来越高，高得让人感不到它的破和旧……当年，这幢楼里走出的人，眼睛都是朝上的；当年，这里的知青，都是眼睛朝上看这楼里走出的人的。
那时，即使最清高的人，暗自都曾做过接近这幢楼的梦。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们几个都没说话，看着那楼，猛烈抽烟，各人想各人的。
本想进去看看，但院里杂草纵生，显然已荒废多时。
如果这楼也有记忆，如果这楼本生就是一部摄像机，它需要记录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这部摄像机里，我们这批当年的知青，不过是几件不同颜色的衣服，脸都还没看清，便一闪而过；但对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来说，却因曾经进入过这幢楼，而一辈子摆脱不了出现在这楼里时的感觉。
大柳庄老街上稍微停留一会，我们走了，正式下乡。
一出街口，大柳庄“版图”便整张在眼下展开。一大片连着天的地，一条弯弯曲曲的泥的路，路上满是脚印，满是下雨天车轱辘压过后的深辙，时宽时窄弯弯曲曲的泥路像一条飘落的带子，渐远渐细，把全个大柳庄一切为二。
当年我老走这路来赶集。十五里里地。
在这条路上，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走路”。
――四周一切都早已在眼里，走一阵，这个样，再走一阵，还这个样。心没了去处，眼也没有，只是走，只是听自己的脚步声，听风声，听风一阵紧一阵松地吹响；视线机械地往前，远远的，看住前面一个田埂，过了这田埂，再看下一个；望住前面一个村庄，过了这村庄，再望下一个村庄……
漫天湖里，远远，不时看见一个身影，走在田埂上，背一个包，这身影不是习惯看到的罗卷腿，弓背，而是矫健的，轻盈的――是读书在外回来过周末的女学生？是出外打工返家探亲的年青娃？屋前庄口，时见一些玩耍的孩子，他们和我们往日所熟悉的也已完全不同，不再破衣烂衫，两溜鼻涕淌到嘴唇，淌出四条黑乎乎的边，而是一个个穿着整齐，干干净净，有红有绿……
太阳开始升起，泥路开始化冻。车子如履薄冰，慢慢吞吞、小心翼翼。
我们先去阿五的庄。
阿五找不到他的队，更找不到他的房。车子最终停下的地方，就是他以前房子 的地方，但他全然不知，还在东张西望地找。
阿五队里原先三个学生，那两个早走了，一个上了大学，一个去了工矿，留下他一个，他是他们三个中最不会“混”的，总走不了。
返城前一年，一天，我去他那，远远地，我看见他穿件浑身打满补丁的衣服，寒风中，正在家门口用钢叉堆草垛子。见我，他连连地说：“要过冬了，要过冬了，准备过冬，准备过冬……”他像是认了，不想再和命运反抗……
那几年，心都已麻木，不知还能做什么，该怎么做，想得到的，也就只剩和农民打成一片、像他们那样生活了。
……那个寒夜，北风吹得狠，像要把地掀起来。芦杆编织的门叽叽嘎嘎晰晰嗦嗦不停地响。我和阿五躺在被窝里，各自身上压着自已的棉衣。
很黑，什么也看不见。
阿五突然说：“女人的身体，一定和胳脂窝的肉一样，又嫩又滑……”
那年我们都已二十六岁，但对女人一无所知。
就这个阿五，后来，七八年考取了大学，读完本科又读硕士；八十年代末，自己办公司， 做老板，如今，年收入近两百万，还讨了个比胳脂窝还嫩的漂亮老婆。
两个庄上孩子的指引下，阿五找到了毛杰。毛杰是阿五最想见的人。他和我们差不多年纪，当年也是小年青，也读过书，特别喜欢和我们这些下放学生玩。见阿五，毛杰很意外，特别高兴，热情地把我们请进他家。
毛杰和阿五热烈握手，就差拥抱。
他们聊天时，我四处打量。
是砖屋。屋挺大，而且挺高，屋顶是瓦片。墙上贴几张印刷画，色彩明亮，醒目，画中有女人，女人的脸新鲜。屋里有电视机，还有电灯。电灯是一根电线接一个灯头插一个灯泡，在房梁上绕一圈，从上荡下。电视机是老式的，放在墙角处的一张桌上，四周堆些乱七八糟的衣服……当年，我曾多少次做梦梦见电灯，却没梦见过电视机；电视机离得太“远”，远得我连梦都不敢。
还是泥的地。地上零零落落一团团鞋上刮下的泥，有的已干，有的仍是湿的。还是没家具，仅一张床，一张缝里嵌满泥的桌，还是一根凉绳从东墙拉到西墙，绳上挂满四季替换衣服。
坐一阵， 我们去庄上转一转，和遇到的老乡一起照几张像。冬天，大多人都外出打工赚钱，留在庄上的不多。
如今没人外出讨饭了。
我们离去时，毛杰送我们上车。
我看见，阿五塞给毛杰一叠钱，是硬塞给他的。毛杰的眼都红了。
后来我问阿五，他这么说：“他当年对我很好，真的很好，帮我挑水、买粮，买了粮还帮我从公社挑回来……那时，我常吃白饭，没菜下饭，也没钱上街去买，他见了，常送碗盐豇豆、割把韭菜给我……这些，当时对我来说，太需要太需要了……”
车子越发难开。车轮几次陷进泥坑，我们不得不一起下车推。
我们是踩着稀烂的泥走进萧良的庄的，鞋上沾满泥，甩不掉，很重。
又尝到了当年的味道。
萧良当年是最吊儿郎当的一个，给“贫下中农”印象最不好。
他家七个孩子，他是唯一一个男孩。父亲是高干，母亲也是。淮海战役时，父亲已是一个解放区区长。他下放时，他父亲还没“解放”，但为了儿子早日离开农村，父亲还是找了很多关系，来头都很大。可萧良从没找过这些关系。几次，被避无奈，他上了省城，但临到最后一刻， 父亲的信还是被他撕了扔了，或是当手纸擦了屁股。
他离不开农村一班哥们，他觉得，一个人离去太寂寞。
他爱玩，老在别人庄上混，睡别人那，今天这里明天那里。不管是谁，上街、去县城、明光、蚌埠，只要叫他，他都去。
萧良曾有个相好，叫晓英，是个女知青。却这晓英在庄上有个单相思爱慕者。一晚，萧良去晓英那，被这个单恋分子发现，恨得咬牙，半夜赶去公社，找到武装部长。部长一听，小蛮子搞流氓，还了得，当下找了两个民兵，徒步七八里，赶去抓萧良。“你逃不掉了”。一到门前，部长就大喊。萧良也绝，知道完了，也不逃，床都不下，像只鸵鸟，手脚身体拢成一条线，躺直，用被蒙住头……他以为自己个小，只要不动，捂上被，不会被发现……他被从被窝里拖出，五花大绑绑去公社，关在炮楼里……那晓英挺够意思，还去看他，买了烟，炮楼前走来走去，趁人不注意，将烟从窗口往里给他扔进去。
萧良被生产队领回前，部长指示，要开批判会。
批判会上，他一声不响，坐一个小板凳上，手拿一条毛巾，一次次，他装着擦汗，擦掉大把大把眼泪。
萧良是第一次回去，回他插队的庄。
他庄原先出名的穷。穷凤阳、穷大柳庄，都穷出名，但他庄的穷，是穷中之穷。那时，庄上只有嫁出去的姑娘，没娶进来的。一个庄上大半光棍，老的、中的、小的。可如今，庄上多了女人，多了年轻小媳妇。她们不认识萧良，萧良也不认识她们。我们在庄上走过时，她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走一圈，没碰到熟人。
萧良找到了自己当年住过的屋。那屋还在，只是已倒了，剩几面断墙，墙内很多乱草，墙前，一条水牛在吃地上的草。
我说，“照张相吧。”
萧良也不说话，都没看我 ，走到断墙前，站好。
照片上的他，头发都秃了，头顶心只剩小鸭绒毛般一撮。他穿一件西装，里面一件红色毛衣，双手插在口袋里。
他笑着，是傻笑。他的眼睛是红的，看得到里面闪动的泪。
出发前，他们就说，到了乡下先去我的庄，尽我，我想呆多久就多久。他们是照顾我，觉得我是“万里”迢迢赶来。可我说不，我的庄最远，最后去。
从萧良那到我的庄，才三四里地，但只有田间小道，开车，必须绕道，走大路。大路也是泥路，当年走板车、拖拉机用。
刚来时，萧良发疟疾，我们送他去公社医院，那天，走的就是这条道。那时我们都发疟疾，高烧四十度，甚至四十多，温度表打到顶。萧良第一个发。找不到医生，只能上公社。队里要派人送他，我们都说不要。我们说不要，是因我们一个个都被一幅图景吸引了去：一条水牛，拖一辆板车，牛背上坐我们中一个，头戴草帽，手执柳条……多神气，多富诗意。生产队长想劝，劝不住，只能叮嘱我们当心，只能站在村口目送我们上路，送很远。
真的开心，这是下放后最开心的一天。疟疾这病，发起来怕人，不发时，也就有些身子软而已。板车上的萧良躺不住了，非要坐到牛背上，由他赶车。一上牛背，他开心得心都漾了开来，笑了再笑，还一再问大家，他像不像牧童。我们都说，就少一根短笛。他就双手做个吹笛的样，还把嘴唇闭成一条缝。“吹”着，他越发得意，叫我们统统坐上车，然后柳条一下又一下地抽牛肚……牛小跑起来。开始，没人怕，萧良更不怕，他想当然地认为：牛老实，吆喝几声吓唬几下再加几鞭就行，可越抽，牛就跑得越快，牛一跑快，后面的板车就晃荡，一晃荡，左右再一摆，车柄便一下一下重重地捅到牛肚、牛屁股上。牛疯了，彻底疯了，疯了般地奔起来……我们一个个从板车上滚下来。萧良吓得脸都弯了，牛背上不知所措，临到最后一刻，才闭着眼往路边草丛里一个猛扎跳下去……疯了的牛一口气奔进一条水沟，拖着的板车断了绳，像炮膛里射出来般，车柄深深扎进沟边的泥里……我们愣了，吓愣了，一个个面如土色，张着嘴，半天没人说得出一句话……
还是这路，但不同了。当年这路有一段坡，板车上坡很费劲。如今，坡没了，不知去了哪。当年两旁空空荡荡，一眼望出很远，如今，小树已长大，已成树，路边还多了房子，有的房子墙上还写着“石灰厂”、“出售水泥”、“教授磨工”等等字样。
阿五问，还记得那次杀鸡吗？我们看看他，笑笑，说当然。
那次，阿五和萧良来我庄上，我们去老乡那买了只鸡，又去大队部小店打了酒，准备美食一顿。没人会杀鸡。萧良说，一刀砍下鸡头就是。我说太残酷。阿五自告奋勇，说他来杀。可他哪是杀鸡，他是锯鸡。刀很钝。他用钝了的刀在鸡滑腻的颈皮上拉来拉去。拉半天，破一点皮，见一点血，再拉，总算见骨头了，见血一股股流出。老乡教我们，杀过鸡，只要将鸡颈弯过来，塞到翅膀下，扔到屋外就行。我们没扔。我们人道地将鸡放到屋外地上。然而，我们刚返身进屋，只听一阵“扑腾”，那鸡挣扎几下，站了起来，那根被锯了一半的头颈软绵绵地荡下，吊着个血淋淋的头，拍几下翅膀，跌跌撞撞朝我们直冲过来。那不是鸡，是鸡鬼。我们被吓得心惊肉跳，这个跳床上，那个跳桌上，“人”飞蛋打……
饭后，我们出去逛荡。没地方逛，就去浩浩荡荡的漫天湖。我们一边逛，一边唱。我们唱的是插队的歌。我至今还记得几句歌词：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进了历史史册，一去不复返。
迎着太阳起，背着月亮归，沉重地绣地球，是我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未来的道路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踏边了偏僻异乡。
歌词不能算太好，但对我们已够用。我们唱得很投入，很忘情。
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但那天都喝了。一个个喝得晕晕乎乎，脸彤红。阿五是红得最厉害的，从脸红到颈脖再红到手。最离谱的是，停下小解时，大家看到，他连鸡巴都是红的，彤红彤红……看得我们一个个叫着、笑着，跌倒在漫天湖里……
司机问怎么开，我说往前。我只知应该往前。开一阵，我说差不多了，前面该有条横路，到了横路转左。
我清楚的只是方位，根据方位，我知道，我的庄已在附近。
世上有太多太多的庄，可我万里迢迢赶来找的，就这一个。离开二十多年，离得那么远，还想回来。它是我的，只有它属于我。可这个魂牵梦萦、醒里梦里“见”了千百遍的地方，就在左右了，我却认不出。
我不能对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产生感觉。
我没感觉，一点没有。离我的庄子越近，离想象中该有的感觉就越远……
我叫司机慢慢开，再慢些。
又一阵，我说，应该就这了，大概就这庄。我说的是“大概”。我请司机停车，让我下车看看。
下车，见路边不远处一个墙根下坐一排妇女，在晒太阳。我朝她们走去，想向她们打听一下。可走着，我游移的目光不再游移，停住了……那些看着我走过去的妇女们的目光也停住了，也有了反应……
“这不是……这不是……”
“是是是……黄惟群……我是黄惟群……。”
我赶紧几步上去，和她们握手。一个，两个……刚握了两个，我又觉得我不行了，受不了了……我试图忍，忍不住，不得不转过身，背过脸，朝一边挪去几步……
我已认不出这地方、这庄子，但我认识这些人。她们让我确定，我已到了我想到的地方。她们曾经天天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和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老了，都老了，但透过覆盖着的老像，我们彼此都能在对方脸上找到那张熟悉的曾经年轻过的脸。
人生似梦！
我转过身，朝她们走回去。
一个妇女拉着我的手，望着我，说：“……这都多少年了……。”
我说不出话，点点头。
她的手很暖，暖得人心酸。
那年五月，青黄不接，没吃的了，我一次次上庄问农民借粮，借得自己都已不好意思。农民也都没得吃了，很多人又出去要饭。
那天，又饿了两顿，实在挨不过去，厚着脸皮，我又上了庄。
我去的就是她家。她正抱着孩子，孩子也饿得嗷嗷哭。她抱歉地看着我，说，她家也没粮了。我狼狈地嗯嗯应着，赶紧退身。可正离去，她又叫住我，“要不，拿点三道麸子去？”三道麸子差不多就是麦子皮，是用来喂猪的，可我哪里还管这些，赶紧点头。返回她家，她从八斗里挖了一瓢三道麸给我，我让她称一称，她说不用了，拿去吃了再说。我走了，连声说谢谢。走出她家时，我听到她在身后说了句：“真是作孽呀，父母要知道，心都疼死了……”回过头去，我见她站在门槛上，手扶门框，望着我，眼里装满同情……那眼神、那语气、那手扶门框的身影从此留在了我脑中。
来了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子，当年是大队民兵营长，现在什么都已不是。我们在庄上时，他在外当兵，后来复员回来，当了营长。我们不很熟，但他善解人意，聊几句后，问我要不要上庄走一走？我说好。
他先带我们去我当年住过的地方。那屋早没了，我八六年回来时就没了。如今，那块地上已造出新屋，是幢砖屋。
走过去时，见屋前坐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一眼就认出了我，站起来招呼。我也记得她。大家叫她小邱。她是当年庄上少有的几个小媳妇中的一个，性格温和，总笑眯眯……
我努力笑。
她朝屋里叫她丈夫：“看看谁来了，看看谁来了……”
她丈夫叫亮子，和我差不多年纪，当年主管队里的喷雾器，专喷“520”农药。可他没一点常识。那天，就在我屋里，为了检查机里还剩多少药水，他点燃火柴，伸过头去看……“哄”一下，“520”喷火了，喷了他一脸……他是哭着叫着奔出我那屋的……他的脸全烧坏了，眉毛也烧没了，谁都以为他这辈子完了，可结果，他还先娶上了老婆。
小邱说：“你原先住的屋就在这。”我问：“哪？”她说：“就这，就我们这个屋。”说着又问：“去不去家后看看，那里还剩一堆土，就是你当年屋子的墙。”
毕竟是女人。
我感激她，真的感激。这么多年了，她还记得这么清楚，竟还记得那堆土，知道那堆土和我的关系……
我没去看那堆土。我不想太伤神。
十六岁半起，我开始在这生活。
我住的那间屋，原先是牛屋。我们到达时，里面还住着牛。后来，牛牵了出去，住进了我和我的同伴。住进去当晚，我们在各自床脚下洒下了敌敌畏，第二天早晨，那一圈圈洒过敌敌畏的地方，叠起一圈圈足有五毫米厚的密密麻麻的死了的小虫……看得我们连头发都竖了起来。
那天，我们是下午时分搬进去的，许多农民挤进屋来看。我们烧饭了，他们不走，吃饭了，不走，吃过饭了，还是不走。我们想打开行李、想铺床，可我们不能。很晚了，很晚很晚了，还有一个坐在我们的床沿上的。我至今记得那张脸，记得清清楚楚。那脸的颧骨特别高，下巴特别尖，眼睛特别小，三角形的，仅一粒西瓜仔大，他的头发特别长，也是三角形，三角行的前发披下来，像把刀的刀尖刺在双眼间……从没见过这样一张脸，煤油灯下，那脸像鬼。
油灯是墨水瓶做的，灯光豆点大，我受不了，想把火搞大些，却搞不大，急了，我用一张草纸卷了卷，插在瓶里，点燃……
老乡说，这屋里曾死过一个孩子，是溺水后救上来，在这断的气……半夜醒来，我常见一点二点磷光，绕着房梁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没了……我从没害怕过。那时怕的似乎不是这些。
我是在那屋里学会烧饭的。第一次烧饭，用的不是煤气、甚至不是煤炉，而是泥制的土灶，燃料是稻草，用火叉拨着烧。火叉很重，几下后，手腕就觉得疼……最怕那烟囱，老倒烟，一阵风来，回流的烟呛得我们咳嗽不止，眼睛被刺激得彤红、充满血，又酸又痛睁不开，眼泪混着鼻涕一把把流出来……我一次次逃出门外，又一次次闭起眼、屏住呼吸，冲回屋，去添一把火……
一次， 我在稀饭里放了根香肠，因为太香，打开锅盖去端碗装粥时，一转眼功夫，一只老鼠烫死在香喷喷的稀饭里。
我最怕挑水，那时才十六岁，没劲，且踩不好步，跌跌撞撞，扁担在肩，水桶老晃荡，泼泼洒洒，一担水到家，最多只剩小半桶。下雨天，沾了水的泥地，像和了水的面，软绵绵，滑腻腻，空手走路都摔跤，更不说担水。见我们可怜，常有老乡帮我们挑一二担，可我们不能天天指望他们，也不好意思。
一个雨天，很大的雨，缸里的水又见底了。那间牛屋已老，顶上的稻草早已发黑成块，几个地方见亮，雨水从透亮的缝里穿过，，一滴一滴滴下，滴在地上，滴在水缸里……天黑了，雨还在下。肚饿了，没水烧饭，我吃了几口“炒麦粉”垫饥。炒麦粉是上海带去的。吃过后，嗓子干渴难忍，想喝水，止不住地想。没办法，我从见底的水缸里舀起半瓷杯水，那水臭哄哄的，许多积淀物上下浮动。我将水停放几分钟，等大部分积淀下沉后，小心翼翼地将上面的水倒入另一瓷杯，然后，闭起眼，一口气将之喝下……
那间屋里，开始住三个学生，一年后，走了一个，这个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高干；再两年，另一个也走了，这另一个的母亲是当地人，娘家在我们隔壁大队，当地很多关系。
就我一个了。
我一个人，在那屋里住了好几年。
我住的牛屋在打谷场。打谷场周围不住人家。村庄在后面很远。我的屋前，是一片旷野，一片一直远到天边、和天连在一起的光秃秃的、浩浩荡荡、荒凉空阔的旷野 …
好几年，我就这样，一个人，面对这片连着天的土地，看着风怎样掠过，怎样拉扯田里枯干的茅草，如同拉扯一把把的长头发……感觉中，这片土地不是一点一点往外延伸出去，而是从天边处厚厚重重地向我涌来的……那片向我涌来的浩浩荡荡荒凉空阔的土地，看见它的第一眼起，就压在了我的心头，永远永远地压在了那里。
暮色中，抗着锄头，收工回家，腿疲软，打飘。打开锁，推开门，一声长长的“叽――嘎”响，我看见自己被夕阳拉长的影子，落在屋里黑黝黝的泥地上。
我常在无边无际的漆黑夜色中，看见两点、四点、六点光。那光是绿色的，刺眼的绿。这一点点刺眼的光，常常几分钟不动一动，盯着我。我至今不知那到底是狼是狗还是其他什么的眼睛。
我常拉二胡，对着那块土地。那段时间里，拉二胡是我唯一的享受。心中的苦与愁与闷与寂寞，随着拉响的琴声，一丝丝地流出。
我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是由这块土地滋生的……
我对阿五和萧良做做手势，让他们帮我和亮子小邱还有民兵营长一起照几张相。我不知我还能做什么，只知道我什么都带不走，只能带走几张相片。
走出亮子、小邱家，门口，见到几个女孩。小邱指着其中一个说：“这是我女儿。”
她女儿大约二十岁，挺漂亮。于我，重要的不是漂亮，是气质。她已完全不像农家女儿，完全不像，她像学生妹，像城里人。
她和我的过去没关系，面对她，我能开口了，能够心平气和了。
我问她多大？现在干什么？
她甩我一眼，而后反问：“干什么？调查户口呀？”
我笑了。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笑。不仅为她笑，也为他们这一代。他们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举手投足不同了，语言也不同了。
民兵营长带我去小登子家。他似知道我想去哪。
在这庄上的最后日子，我和小登子住一起。我住他家。我那间牛屋倒了。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东面的墙突然“哄”的一下倒了，压死了五只我养的鸡。幸好我睡在西墙。
小登子出生富农，父母死了，姐嫁了人，哥因破坏军婚被关了牢。他每年一半时间在外，不是讨饭就是在哪打短工。他不在时，我一人住他家。在他的屋里，我还教过书，开始教“扫盲”，仅村上的孩子，后来从一年纪开始教，教大队的。我还在这屋里自己动手糊过几排桌，用泥和芦杆糊的。
我写过一篇《小登子结婚》的小说，是根据原形写的。
小登子睡觉一丝不挂。每天早晨起床，第一句话就是“鸡巴头挑被单喽。”那家伙总硬梆梆、翘老高， 一次次，他下床后，站在床沿边，撅个肚，用手打得那东西东晃西晃停不住，一边，则一脸正经地望着，咬牙切齿地骂：“狗东西，割了你，你就老实了……”
小登子是光棍。当年，他自己都认定，他将一辈子当光棍。
门敞着，可家里没人。民兵营长说，不知他去了哪。
小登子家没变。附近左右就他家没变。还是泥制的炉灶，烧焦的灶口，掉了泥坯的墙，高梁杆扎的房顶，唯独不见的，是我当年教书时，糊的那几排学生们的课桌。往里半间进，是我当年睡觉的地方。在我搁床的地方，依然搁了张床。床上铺了条凉席，席上有一滩水迹。床旁的一条板凳上，堆些了衣服，有小孩的。
我问：“小登子结婚了？”营长说：“早结了，都三个小孩了。”
写《小登子结婚》时，我没想到他真有结婚的一天。
在这屋里外左右拍了些照，连天花板都拍了――一条条发黄发红的高粱杆间，露出一细条一细条干了的泥。后来，我把这些照给我的儿子女儿看，我发现，在他们眼里，那是凡高或蒙内的画。
回到停车处时，人越聚越多。一张张的脸，猛一看都不认识，但停上一二秒，就全能认出。一个年轻人走近对我说，“我曾做过你的学生，还认得吗？”仔细看，我认出来了。我教他书时，他才十几岁。拂去二三十年的岁月，还是那张脸。另一个青年也对我说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但他的模样让我伤感：他的头发已近全白。
我把这两个学生拉过来，和我一起照了张相。
向老乡们告别时，我对他们说，我还会回来的，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还会回来。
车子开出一程，我叫司机停车。下车，我站在路上，对着那片土地，又望一阵。
这块土地给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不管我到哪，都跟着我……
其实我最想做的一件事，不是有人陪我，和我说话，而是谁都别管我，让我一人，在这块天空下走一走，田埂上坐一阵。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半天、一天，我会就那样一直坐下去的。太多回忆，太多。那是生命的回忆。没有记忆的生活等于没有存在过――尽管我愿意它不存在……真的，我很想，很想就那样，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田埂上。我会坐得很有滋味。这滋味也许很苦很涩，但是，不管是苦是甜、高兴欢喜还是伤感压抑，都是浓烈的，浓得化不开。生活中很少浓得化不开的滋味。太少太少。
最后一站是柳庄中学。
插队的最后两年，我在柳庄中学当老师。那段日子，是我在农村的八年半中过得最快乐的。
那两年，划拳、喝酒，是我“课余”做得最多的事。
老师在那地方倍受尊敬。老师有特别多关系：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学生的家长、学生家长的朋友……不是今天这个叫，就是明天那个喊。我没那么多关系，但这中学的老师们个个和我关系都好。任何人有酒喝，都叫上我。我差不多天天喝酒，星期天，那就基本“没空”。
那时喝的是山芋干酒，七毛八一斤。那时喝酒真叫喝酒。没菜。一碗大青豆，一碗盐豇豆，一把韭菜，一把大蒜，这就能喝。好的时候，也就炒盘鸡蛋加点盐，或者哪里弄条鱼，没油，用面粉沾一沾，锅上烤一烤，兑上水，烧几把火。不知是否那里的女人特别能烧，怎么烧，都能烧得香喷喷。
喝酒最开心的是划拳。
第一次见划拳，是到凤阳的第一天。下火车后，两个农民帮我们挑行李，往二十里地外的下放点赶。途经大柳庄，我们在街口小饭馆歇脚。饭馆里，几个农民正在行酒猜令。只见他们一个个袖管、裤管全卷起，颈上青筋爆出，裂嘴，呲着蜡黄蜡黄的牙，这头向那头冲去，那手向这手戳来，“哥俩好、一点不错、八匹骏马、四喜来财”，一个个叫得声嘶力竭，完全像土匪。却这恐怖的一幕，日后成了我的喜爱。我爱划拳。我的拳划得很不赖。我们这群教师酒喝得多，个个拳都划得不错，但我是被公认为最好的，总赢。我赢的本事在于很快能看出对方变化的规律，自己则没规律地变化。
开始我不能喝酒，喝一点就晕，甚至吐。但那里，只要人坐桌上，不能不喝。不得以，我常将酒含在嘴，趁人不注意，一个空隙，吐到地上，反正是泥地，一会就被吸掉，不留痕迹；有时则假作擦汗，一抹嘴，将酒吐入手帕。然而，久了，我开始适应酒精，能喝一些了。我能喝一些的最重要“秘诀”还不在于“久”，而在于装疯卖醉，大喊大叫。叫着喊着，精神就分散，就不感觉醉不感觉难受，叫着喊着，酒气就随之出了去……我一生做过的所有事中，酒后肆无忌惮地乱说乱叫无疑是最痛快的事中的一件。
柳庄中学到了，可我连一块认识的瓦都没找到。
是周末，唯一个教室里有人，大概是在补课。值下课，走出一群学生，我拦住最后出来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向他打听这学校我所熟悉的人。他太年轻了，一问三摇头，直到问起曹老师，他才知道，说曹老师现是小学校长，就住在学校后面那排房。
在一排像宿舍一样的泥屋中的一间，我找到曹老师，他正在看书。我俩都有些激动，紧握的手很久没松开。当年，我和他还有郭老师三人是最好的。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一起，有时喝酒回来晚了，他俩送我回学校宿舍后，懒得再走，就在我那睡。我返城回上海时，是他俩送我上的车。他俩还借了辆板车，拖了二十里地，帮我把行李运去火车站。
是七八年十月末的一个傍晚，天已昏暗，车站前一排黑黝黝的槐树，树上方露出一块深色的蓝。火车来了。这次火车来的意义不同以往，把我带走后，我就再不用回来了。我等这辆火车等了八年半，做梦都在等，可真见它开来的那刻，我并没感到想象中的轻松、愉快。得怪那天空，怪黝黑的槐树上方残留的那块深蓝深蓝的天空，那蓝蓝得人压抑，非常压抑……我在曹老师、郭老师的眼睛里看到了眼泪。我不知今后的路上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朋友。我向他们挥手说“再见”。我最后说的那声“再见”，不是对那块土地，而是对他俩。火车开远了，我走了，但我把我们间的感情留下了，把我生命中的一段重要日子留下了。
曹老师忙着要张罗我们吃饭。我说不，今天我请。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人多，你争不过。我对我的朋友们说，不能让他付钱，怎么都不能，尽管我知道，我们间的交情足够他请我和我的朋友们吃饭。
曹老师找人把郭老师也叫了来。他就住附近。
我们三个又坐一起了。
他们都很好，曹老师一月工资一千二。郭老师现做养鱼副业。
聊起故人故事。当年的教师大多已退休，有的是调离，变化很大。最让我吃惊的我们的毛校长，他们说，他死了。他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喝着，起身去外解小手，一去就再没回来。朋友们找出去时，他倒在墙根，已经死了。我说太可惜，实在太可惜。我说毛校长是好人，真是好人。那年代大官小官只要是官，都能坑人整人，他没有，从来没有。他大不了我几岁，一个圆圆的头，一对圆圆的眼，一笑两腮两个圆圆的酒涡。明明是张和善的脸，却偏偏，总爱扮一付凶相。可那脸再扮也不凶，有人喜欢他，却没人怕他……那脸还在眼前晃荡，魂却已在九泉之下。
曹老师说，他见过一个当年和我一起下放的朋友，高个，姓杜，这人回来过。曹老师说，这人现在日本，是大学教授，还说，他向这个姓杜的高个打听过我，知道我在澳洲。我说是的是的。我没告诉他，这个姓杜的高个是我的大舅子，已经“是”了二十多年。
自从开始插队那天起，我的整个生命就和这段历史丝丝缕缕地牵涉纠缠，再也分不开了。
吃饭时，我们又划拳。我忽然发现，我已不会划。当年的“雄风”没了。可他们还以为我输给他们是因为谦让。
他们告诉说，街上不远处有个买衣服的小店，老板娘是上海人，是当年和我们一起下放的女学生。他们说了她的名，可我不熟悉，想不起是谁，萧良、阿五也都说不知道。两位老师问要不要去看看，我说要。我很想去。可临到起身，忽又改变主意，我说不去了。不管认不认识，我都不想见她。
我想起了郜苋。
郜苋是我们大队的女知青，因和一位拖拉机手结婚，留在了那。八六年回凤阳，我去县农机站看过她。那晚停电，她正和两个当地女孩在灯下说着看着什么。见我，她吃一惊，但马上，便控制住自己，显出一付故意的矜持，不冷不热、不近不远，甚至没请我坐下，只说了声“自便”，还说了句“回来看看呀？”我没待多久，待不久。我走了。走时，她没送，说不送了，可走很远，我还感觉她的目光停在我的背脊上，那目光定定的，却闪亮，晃动许多记忆、许多苦涩。
再不能了，算什么，一群人，开辆车从上海来，在这停了停，和她打个招呼，然后又走了。她走不了。她和我们一起下来的，是一伙。看着我们一个个离去，那片连接着天的地，会不会越发荒凉……不想见她还有一个理由：不见，知道的不过是件事，见了，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会老在眼中晃悠，离不去。
临走，我拿出一本书，是我自己的。我只带了一本。之前我没想过给谁，只觉得该留本自己的书在这块土地上。无论如何，这块土地养育过我，和我有割不断的联系，我该告诉一下自己的近况。
我把书给了曹老师和郭老师，写上了他们两人的名。
车子直开凤阳城。
记忆中，凤阳城尘土飞扬，汽车站到县城中心，一刻钟路程，这一刻钟走下来，任何干净的裤子、鞋袜都会变黄，蒙一层厚厚的黄泥灰。记忆中，凤阳街是两条泥街，窄窄短短，歪歪扭扭，两边是矮矮小小的茅草泥屋和几间用泥砌起的破砖房。街口有个饭馆，饭馆光线很差，暗洞洞，几张被酒水、菜汤泡酥的、见得到丝丝缕缕木头“筋”的桌子和板凳。记忆中，凤阳城的人感觉特好，走起路来摊手摊脚，身体后仰，似乎分分钟意识到自己是“天子脚下臣民”。记忆中，这个县城里的游魂是知青。是！这些游魂零零落落地游荡在凤阳城里仅有的两条街上。他们的目光是不安分的，寻寻觅觅，东张西望，甚至鬼头鬼脑，慌里慌张。他们的目光中更多的是企盼，企盼能和这个权力中心中的人――任何人――发生关系，哪怕只是那些仰着身肢走路的最平常的“臣民”中的一个……
那张画没了。那张散布游魂的画。
来来去去的人流，熙熙攘攘。一张张脸上，神色自若了，他们的衣着也漂亮时髦了……街道阔了许多，是以前的三四倍，两边是新建的两层楼的明清建筑，飞檐雕梁，两人才抱得过来的大柱，一个个悬挂着的大红灯笼。衣铺、鞋店、餐馆、浴室、洗脚休闲，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麦克风里传出的歌唱声、喊卖声，店家门口堆得高起来的商品，这里那里一幅幅的巨大广告，还有比广告更巨大、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个个明星的像：周迅、黎明、郭富城、刘德华、赵薇……
这里曾是一个春风吹不到的地方。
我们住的是在凤阳宾馆。
萧良说，这宾馆就是以前的县委招待所。我说不会。我说不会是因为不像。县委招待所很简陋，一间屋七八张木头单人床，床都没床背；这里，不说富丽堂皇，也见一定气派，有现代感。可阿五也说是。我不肯定了，去问服务台小姐，想不到，小姐的回答竟然是：是。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县委招待所住过一晚。
大概七六年，我有幸得到一个工矿名额。可我这人命中注定多难。名单上报县里后，最后一到政审关，我还是被刷了下来。
不甘心，想再努力一下。我去县城找一个叫李嘉宝的，他是我们庄上的人。我们下放那年，他刚高中毕业回乡。他和我们投缘，常一起聊天。后来他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分在凤阳县委，当了县委书记秘书。我找他，希望他能帮我挽回“败局”。
上县城得徒步二十五里，然后才有车。途中，经过一座“小红山”。这山是传说中当年朱元璋放牛的地方。“小红山”前有条河，河水高过腿弯。淌过那条河流时，我的脚底跟被河泥里埋着的碎玻璃划破了，划得很深，血流不止。咬咬牙，我把两只袜子当绑带，穿在破脚上。许是“金石为开”，走一阵，血不流了，再一阵，脚也不疼了。我一口气走了二十五里，然后，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爬上一辆拖拉机。
县委大院的一间屋里，我给了李嘉宝我所能给的最痛苦的表情，他还了我足够的同情，可是，他帮不了我。
那天晚上，李嘉宝把我安排在县委招待所，免费睡了一晚，还请我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顿晚饭。
晚饭后，精神体力都很疲乏，我斜着身体招待所的床上躺了一会，可待起来时，脚一碰地，脚底跟那“金石为开”没了疼感的伤口，突然疼得像插进了一把匕首。再看，那脚早已肿得象个发效馒头，两只渗透了血的袜子，干了，硬了，粘在伤口上，拉都拉不下来……
第二天，我就用这只肿得像馒头、疼得插了把匕首般的脚，步行几十里走回生产队。开始，我颠着脚走，走着，想，疼痛这事真要过了头，也就不疼痛了，于是咬紧牙，愣是将脚往地上踩。我疼得浑身是汗，就差昏过去，可渐渐，就如预计那样，疼痛过了头，开始减轻，一点点减，减到后来，感不到了。
整个凤阳已找不到熟悉的东西，唯独这县委大院，一如既往。一条挺直的道，两旁挺直的松树，迎面一排整齐、挺直的青砖瓦房……所有县委大院似乎都这样。
久违了。
几十年后的我们，已是今非昔比。尤其是我，早已习惯了那个大写的“平等”，然而，一走进这个大院，我立刻“站”到了自己当年站的位置，矮了，小了，底气全没了。这县委大院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似乎都透出一股无形的逼人的威严……我、我们，都没了声音，好久没说话……
站一阵，我拦住一个院里走过的人，问：李嘉宝还在不在？那人说，李嘉宝现在是县文化部长。又问，他现在在不在？那人说，今天是星期六，不上班。本该再问，那么他现在住在哪？――我可以去看他。可我没问。我向那人说了声谢谢，走了，简直走得如释重负。
部长是个符号。我不想面对这个符号。
那人，就是我问他李嘉宝在不在的那人，态度格外好，格外耐心，这耐心让人陌生、别扭，似乎不该给我，不是我在这大院里该得到的。
他一定早忘了几十年前凤阳城上曾经出现过的知青“游魂”，更没把我们几个和这些“游魂”联系在一起……
第二天，我们去了黄林，去看朱元璋母亲的墓。
一条路，两边两排人兽石像。原始石像文革时都被砸烂了，如今的，是重新修补的，修痕很明显。路尽头有座山，像荒山，想必里面是躺的是朱老太太。这位过早去世的老太太对她儿子的所有了解和想象绝对超不过小和尚或小要饭。
人世间的事都不能预知。
这位老太太的的皇帝儿子，欠他故乡的实在实在太多，他唯一给过这里的，只是一个要饭蓝子、一片荒凉欠收的土地。如果他和他的母亲有灵的话，该为这块土地做些偿还了。
我在陵园里买了个“凤阳花鼓”。这是凤阳的唯一象征。我把这象征带回了澳洲，安装在我电脑桌旁抬头就能看见的墙上。
萧良喝醉了。返沪途中，一个小饭店里吃饭时，半碗半碗的白酒，萧良一口气喝了三四碗。
萧良以前也醉，醉了就哭，边哭边说他爸爸不喜欢他。他是独子，父亲的最爱，他父亲替他找门路，差不多都找到了省长那，他却还说父亲“不喜欢他”！劝他，劝不住，还哭，哭着，他说他爸喜欢的其实是他妹妹……开始大家以为是真，后来发现，只要是醉，他都这样哭、这样说……
这次不同了。车在开，他不坐，站着，摇摇晃晃，一会脱一件衣服，一会又脱一件。大冬天，脱到最后，只剩一件棉毛衫，也不觉得冷。他边脱边说，说他自己没出息，说他不如我和阿五，既不是富商，又不是作家。开始，我们不知他是醉，一个个还谦虚，还帮他“开脱”，说你怎么不好，开一个服装店，一年收入一二十万，你那高干爸爸还给你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留了套价值二三百万的房……可劝着、谦虚着，我们发现他醉了。
他一会说，要点把火，把阿五的钱全都烧了，一会又逼着他投资，还不能投其他地方，非得投大柳庄，他拍着胸脯豪迈地说：“不到大柳庄非好汉”。说过阿五他又说我，他说我你算什么作家？你写过大柳庄吗？不写大柳庄算什么作家？狗屁！他还说，要把我的澳洲护照烧了，然后他出钱，帮我重新申请一张新的，一张大柳庄护照……
他真想着大柳庄。
车开得很快，凤阳到上海，不过六小时。
到上海，天已黑了，他们要先送我回住所，我说不用，我住得太远。我让车找个地方把我“扔”下，我说我会找出租，很方便。其实，我是想一个人走走。
本以为，到澳洲后，我会渐渐忘记凤阳，却结果，越发想了。而时间，毕竟越隔越远，记忆便模糊，便不那么清晰，有时觉得甚至像假，甚至怀疑那段生活到底是否真实，到底是否真的发生过。
一直想再回去，却也知道难。
我常做一个梦，一个同样的回凤阳的梦。
梦中，去时难，回时更难。途经凤阳每天只一班火车，我总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总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忧心忡忡地赶，赶那班车，可我总赶不上，一次都没赶上……
想去的地方，就是想离开的地方；想离开的地方，又是想去的地方。
凤阳离上海离澳洲太远太远，远得像是两个世界两回事，彼此没关联……可汽车，确确实实从上海一直开到凤阳、又从凤阳开回来……
想起我的那句“名言”――没有记忆的过去等于没有存在过。
或者这样说：过去，因为记忆而存在。
我和我的同伴们最大的幸运是，我们常在时间的隧道里往返，我们的生命因此而被相对来地拉长……
（作者系安徽省凤阳县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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