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极度兴奋，这种兴奋决不亚于八0年为我二十余年的`右派`平反。
这两天，我也极度痛苦，这种痛苦决不亚于五八年把二十岁的我，打成右派，遣送新疆劳动教养。
兴奋与痛苦，象两条强大的蛟龙，在我心灵中上腾下窜，相互交错，拼杀撕咬，时尔掉鳞断须，时尔折爪滴血。唯有我倍受过磨难的心灵才有着这种喜与悲，甜与苦交溶在一起的强有力的切肤感受。
不过我的兴奋大于痛苦，而这种痛苦终将很快在我心中消失，取代它的将是如糖似蜜的幸福。
（一）
话得从大前天说起。那夜我没睡好，留学美国的妻子与她的“洋导师”好上了，俩人只要结婚，她马上就能拿到绿卡，这就要与我拜拜，三番五次来涵电提出与我离婚的要求，竟还电传来离婚不向我分割家产的保证书，可见她已吃了秤砣——铁了心。
我虽是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可在婚姻方面很守旧，几千年古老的传统教育根深蒂固，观念更新赶不上时代发展的快车，都快六十的人了，这婚哪能说离就离？
起床晚了，头晕沉沉的，心情不好，烦着呢。
八0年我“右派”平反，四十来岁的汉子，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上海，分在一个化工厂工作，按政策规定，单位发了笔六百元安家生活补助费，你可别往“赔偿”上去想，那一想就会钻进牛角尖出不来，自寻烦恼，好在留在大学工作的同学都当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那位当初与我“英勇斗争”的团支部书记还是校政治部副主任，承蒙他们的关照，为我补发了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政策落实圆满成功，今后的路子全靠自己走。
亲朋好友为我这个“老光棍”解绍了个“老三届”回城女知青，二十六岁，两人岁数相差一大截，她竟也同意。她相中我的是父母都是大学老教授，家住“上只角”花园洋房，环境幽静，兄弟姐妹都是大学毕业生，书香门第，对她成才有利。得了，我是“老牛吃嫩草”，匆匆忙忙成了家。
婚后不错，我补习功课，熟悉荒费了的学业与业务知识。她自学成才，拿到了夜大学毕业文凭。前些年她竟施展神通去了美国自费留学，这不就成了千古遗恨。我能说什么好？鞭长莫及，花花世界最能让人变心眼子，反正婚后无子，我这个“老夫子”怎能栓得住她的心，四十来岁的女人，还要在婚姻上折腾个啥？
当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吹响，我就如跳出战壕的勇士冲锋陷阵了。不是我政策领会的好，是我窝在单位屈得慌，头儿“狗眼看人低”容不得你施展身手。“山”上下来的人胆识过人，不如下海闯荡自由自在。先是留职停薪，后是辞职私干，成立了个“永强科化研究所”，后又开了“永强化工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全家遗老遗少都是吃化工饭的“高知”，成了我团结一心的“智囊团”，“公私合营”，坚不可摧，兴旺发达。不幸后院起火，心中窝火，想想恼火，又能朝谁发火？我他妈怎么就没个贤内助？
轿车悄然停在了装修一新的公司大楼门口，我拎着皮包下了车，推开厚厚的玻璃门朝楼里走，公司男女雇员忙碌着，见了我都文雅而礼貌地向我打着招呼，我敷衍地点头应酬着，只顾朝自己的办公室走，我的反常让精明的雇员一眼就能看出，以往我可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物，尤其对属下平等待人，这可不是模仿影视中大人物的音容笑貌，造作出来的，而是二十佘年受尽屈辱的心灵造就我应该这样去做——人应是平等的。
大楼内的厅与廊宽敞明亮，紫花大理石地面鲜亮照人，清洁工弯着腰认真地用拖把在上面拖着。我走近她，她都无动于衷，仍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拖着。是没见着我还是不认识我？我的雇员没人敢这样藐视过我。
我原谅了她，一定是新来的，根本就不认识我，从她那埋头苦干的认真态度，她是个好雇员，只是……
我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早已打扫干净，一尘不染，秘书小姐立即起身为我沏茶，并递过电话记录让我过目。雇员们都是我挑选来的大学毕业生，年轻能干，精明过人，见我一脸疲惫，没多说话，敏捷地做完该做的事情悄然退出我的内间，坐守外间，忙她的事务，不再来打扰我了。
我坐在皮转椅上，什么事都不愿去想，象似什么事都烦我的心，可刚才那位清洁工的身影却莫名其妙地掠进了我的恼海，可能她的身份太特殊了，与我的雇员风格不同，她多么苍老消瘦，象位退休的老大妈，怎么招这么个清洁工？
“洪军吗？”我要通了总务室的电话，他是我大哥的儿子，为我当着总管家。
“什么事，二叔。”
“清洁工是新来的吗？”
“是的，来了二天了，原来的那个清洁工人虽年轻，却滑头，常偷懒，嫌钱太少不干了。我的朋友就介绍她来了，是新疆农场退休回来的阿姨，蛮可怜的，我就录用了，还是蛮老实肯干的。”洪军说。
“她是新疆农场退休回来的？”
“是的，丈夫死了，带两个孩子在上海。”
“噢，好的，没什么，随便问问。”
我放下电话，心里的气顺了些，我也曾在新疆农场磨难过二十年，理所当然地对“新疆战友”抱有同情心，自已象做了件大慈大悲的善事，心境坦然了许多。
午饭后，我有巡视各部门的习惯，就象新疆农场连队领导，这块条田转完转那块条田一样，说检查工作也行，说散散步也可。
我又见到清洁工在忙碌着，她站在木凳上擦楼梯口的玻璃窗。原本就很干净了，可她还要擦一遍，新疆农场磨练过的人，干啥都吃苦耐劳，认真踏实，红柳的性格，沙枣树的品质啊，我从心里感叹道。
“息一息吧”我对她说。
“不累。”她边擦着边答，脸也转向了我，可能见我岁数大了些，又长得魁梧，一尊福相，猜出是个什么官，朝我笑笑又说：“找个工作不容易，得干好。”听后让人有种酸楚的感觉，我也是从苦难中爬出来的，知道做平民百姓的艰辛。
当我得知她是从新疆铁锋团退休回来的时，惊得我睁大了眼睛，我不就是在铁锋团磨难了二十几年吗？天地之大又是这么的小，竟遇到了一个团的战友，好生惊奇。
“叫什么名字？”
“李爱珠。”
“李爱珠？你是李爱珠，八连的李爱珠？”我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轻轻而又急切地问着，惊喜的目光重重地投向了她的脸， 投向了她的全身。我惊慌失措地打量着她，证实着她“李爱珠”的身份。
“嗯”。她也愣住了，大胆地用目光端详着我的脸，翕动了一下嘴唇，轻轻地挤出两个字“你是……”
“我是永强，赵永强。是这儿的总经理。”我迫不及待地回答，很响，很有力，要她听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让她感到这不是做梦，而是真的。
“你是永强？”她犹豫了片刻，又从嘴唇里轻轻挤出了这几个字，仿佛是在云里雾里，不敢相信面前的我，是真的赵永强。
二十八年没有相见了，在此相见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巧合是苍天的旨意与安排吗？
此刻，我与李爱珠，宛如大春与喜儿在山洞中相逢，又是喜来又是悲。悲喜交加，象根搅棒，将这几十年沉积在心底的酸甜苦辣都搅腾起来了。
爱珠站在木凳上微微颤抖，看得出她内心的激动，怕她摔着，我赶紧过去扶她下来。她的泪水情不自禁地顺着脸颊往下淌，我也是热泪盈眶了。
爱珠衰老了，算算年纪她应该是四十九岁，可如竟那缺乏保养的面容，远在五十五岁以上，头上银丝清晰可见，饱经风霜的脸上、额上、眼角旁布上了皱纹，想象得出这些年她所遭受的磨难一定不少。
我把她带进了我的办公室，让她坐在了三人沙发上，吩咐秘书小姐给她泡了杯奶茶，放在了她面前的茶几上。
秘书小姐出去了，轻轻带上了磨砂玻璃门。房间内静悄悄的，苍天赐于了温馨与安谧。这里成了我与爱珠的两人世界，就象当年我那点着煤油灯的小屋。
（二）
遥远的岁月，记载着我的青春与苦难，命运的小船在人生旅途的急流中漂泊，时尔沉没于漩窝之中，时尔又被巨澜掀向峰巅，后又重重地跌入深渊。在那荒诞的年代里，我无法把舵自己的命运，随波逐流，逆来顺受。
一九六三年，我在新疆铁锋团解除劳动教养留场就业已二年了，干着农工活，每月二十八元的农工工资。我是上海名牌大学的学生，有文化知识。连队文教因与老排长的少妻关系爱昧，被团里调走了，指导员就让我顶个缺儿当个“代理文教”。出出黑板报，验收农工的工效成绩，制作报表，大田广播，给团广播站写稿等等，忙是忙了些但对我这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人是有感情的领导的重用也减轻了我心灵上的伤痛，怕就怕落井下石，往你的伤口上再撒把盐。
这年八月八日，我格外高兴，一批新来的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分到我们连队，都是我的老乡啊，俗语说老乡见老乡，二眼泪汪汪。自五八年被谴送进新疆至今六年了，一下子在塞外僻壤见到了这么多的小老乡，怎不让我激动？
欢迎的队伍里我是忙前忙后，欢迎大标语是我写的，锣鼓队伍是我组织的，欢迎口号又是我领头呼喊的。此刻我早已忘记了过去的屈辱，只感到自己是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连队喧腾起来了，一百来个上海知识青年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给队里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改变了我的生活。
“老赵，灌些墨水。”
“老赵，给些纸，我们班要出期墙报。”
“老赵，这是我们班的稿件，大田广播给念一念。”
“老赵，尝块上海奶油糖，家里刚寄来的。”
送走一帮又来一批，有坐坐玩玩的，有询问信涵包裹单的，有来看班组成绩的，也有要求再组织召开联欢会的。墙上挂着的几把二胡，也让这帮年轻人拉得吱嘎吱嘎的象杀鸡，天天我都得把断弦整修好。我的办公室成了活动中心，别提有多热闹。望着这群大多数只有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小老乡 ，我这个二十六岁的汉子心中有股“大哥哥”的自豪感与责任感。
一天刚吃过晚饭，从门外闪进来一个小姑娘，瘦弱的身材，很单薄，显然还没发育成熟，一脸的稚气，胆却却地问我：“老赵，他们说有我一封信。”
“叫什么名字？”
“李爱珠。”
因青年多，除一些班排长及活跃分子外，不少青年我还叫不出名字，我把台子上剩余的几封信拿来，找到了她的信，递给了她。她满脸欣喜，那张清秀的孩子般的脸笑得很甜。望着她喜悦的神色，我的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惆怅与怜悯。远离故乡，思念亲人，当初我不也是这么期盼亲人的来信？
“妈妈来的信吧？”
“嗯”
“想不想家？”
她点了下头，眼圈有些红。当我得知她刚满十六周岁初中才毕业，就称赞她父母亲思想好，支持她参加边疆建设，她听后却低下了头。
“不，是我自己与二个同学偷偷报名来的，等父母发现，户口已经迁掉了。”她轻声细气嗫嗫嚅嚅地说着，象似再讲下去她就会掉下泪水。
我不敢多讲同情之类的话，我是“解教人员”，扣上顶煸动上海支边知识青年不安心边疆建设的帽子可爱不了。我见她很伤感，小小年纪远离家乡与亲人，这时最需要的就是安慰，话题一转我就告诉她说，这里还是不错的，瓜果之乡，五谷丰登，绿树成荫，过上一段时间就会习惯安心的，以后有你的信，我就会给你送去。
她很感激地点了点头，朝我笑笑，说了声谢谢后，转身走了，留在我心中的是个文静懂礼貌的小姑娘。
（三）
从此，我就格外关注这个瞒着父母亲，偷偷迁掉户口来新疆的小姑娘，十六岁的花季，小小年纪，在父母身边还应是个撒娇的孩子，可已鹏程万里，献身边疆。远隔千山万水的父母岂不朝思暮想，牵肠挂肚？我的心总是沉甸甸的，是我的“右派”思想作怪，还是资产阶级的人情意识太强？这么小的孩子本就不该来新疆，服兵役还得满十八周岁呢。
深秋，万倾棉田，银花茫茫，连队进入了繁忙的拾花阶段，老职工按计件制发放工资，天不亮就下了地。上海支边知青是供给制，第一年仅发给三元津贴费，没给他们制定拾花定额，拾多少算多少。建设兵团讲究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鼓动一抓紧，青年们个个都象小老虎，干劲足着呢，都想在第二天的广东播喇叭里听到自己的拾花好成绩。
拾花开始后，我的工作就更繁忙，每天中午和傍晚与统计一起为全连队几百号人员过秤收成绩，晚上得把个人的；班组的；全连的成绩数字汇总，排列出名次，第二天还得一个条田一个条田地向大家广播。挑战赛、擂台赛、万斤拾花能手赛，发放流动红旗，五花八门名堂多得很。
“牟玲玲，12公斤。”
“张小娟，15公斤。”
“伍福林，6公斤。”
中午开饭时，不少的人提着鼓鼓囊囊的花袋来过秤，我就操着大杆秤挨个称着，扯着嗓子报着数子，统计在边上记载着姓名与成绩。
我一眼看到李爱珠单薄的肩上扛着花袋，沿着田埂朝这里走来，脸儿憋得通红，气喘吁吁的，不一会就跑到了我的跟前。我用秤钩挂着她的花袋一提只有8公斤，然而我想都没想顺口报出：“李爱珠，11公斤。”可能她满意自已上午的拾花成绩，朝我嫣然一笑，高兴地接过自已的花袋，提到堆放棉花的场地倒了上去。
就这样，凡是为李爱珠过秤，我都要添斤加两，让她的拾花成绩处于中游水平，有时也让她放个“小卫星”，羸弱的小姑娘那能与体力强壮的人竟争，成绩太落后公布出来会伤害她的自尊心，我不能让这个“偷偷迁掉户口来新疆”的小姑娘受到这种伤害。
这姑娘也好强争气，于起活来从不偷懒，一天近十个小时就这么弯着腰在地里拾花，手都冻肿了也不叫声苦。我为她虚报着成绩，心中没感到有什么不对，是我的右派思想没改造好，还是对这个羸弱的小姑娘寄予同情与爱心？我总想利用手中的“职权”暗暗帮助她，让她在边疆艰苦的劳动与生活中树立信心，提高勇气，有着自己做人的地位与自尊。以后搞什么业余积肥、运肥、打土块和割饲草等活动，我都在收成绩时为她虚报数字，让她早日完成任务，能有个休息喘息的机会。当时农场是十天休息制每天劳动又在十个小时左右，起早摸黑地在大田里干，还搞许多名目繁多的“献礼”活动，业余时间都不想让人闲着，牲口还有卸套的时候，何况人呐。
不仅仅对李爱珠，对其他一些年纪小，老实本份而体力差的小老乡我都这么干，不知乍的，自从把我打成右派投入改造后，我是越改造心越软，越发爱同情人，尤其对这批远道而来的小老乡。
一九六四年六月的一天，我去团部办事，顺便去邮局领取连队的报刊信件。，邮局领导交给我一份电报，让我签字，一看是李爱珠上海家中发来的。这是一年来连队上海知青上海家中发来的第一份电报，一种不祥之兆映入我的心头。
回到连队，我不敢贸然将电报交给李爱珠，而是交给了指导员，他撕开了电报，我凑过去一看，一行黑色的手写体字跳入了我的眼帘：
珠妹母思念你过度心脏病复发于10日去世速归姐
我的心在颤抖，这将是对李爱珠一个什么样的打击啊，一年来，她得到了锻炼，进步很快，慢慢适应了边疆农场的生活，不再象当初一想家就哭鼻子。上个月她还收到家中的来信说父母姐弟全家人都好，只是父母亲十分想念她，看过信哭过一会，转脸又笑了，把积攒的十元钱交给我，让我去团部办事时帮她寄回家，还有封信让我也帮寄出，如今妈妈思念她而去世，她能承受得了这一打击？
遵照指导员的安排，晚饭后我把李爱珠及她的上海知青女班长请到了连部办公室，指导员与她俩谈话，我就坐在外间办公室忙我的事，二只耳朵总竖着听里面的动静，为李爱珠担着心。
“哇……”地一声痛哭，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我知道指导员把李爱珠家的不幸挑明地说了出来。我连忙丢下手里的活进了指导员的办公室，见女班长边嘤嘤地哭着边扶着哭得死去活来的李爱珠。我的心酸楚楚的，也在落泪。李爱珠啊李爱珠，你偷偷地迁掉户口报名来到新疆，母亲却魂系女儿，命归西天，老天爷，你就这么残酷无情地折磨人吗？
“让她哭会儿吧，哭够了会好受些。”指导员叹了口气沉痛地说。
指导员是一九四九年随王震将军进疆屯垦戊边的老兵，铁打的汉子菩萨的心。煤油灯把他饱经风霜的脸庞映照得黑里透红，那种军人的刚毅和父亲的慈爱都刻写在脸上，他接着说：“当年我接到母亲在山西老家去世的消息，也哭过，心里别提多难受，面朝山西方向跪在地上给她老人家磕头，男子汉大丈夫都这样，何况一个上海女娃。”
我听了指导员的这席话，心中又是一阵难过，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亲，这些年来，他们又是何等地对我牵肠挂肚，为我担惊受怕？而我又哪有机会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肓之恩？想到这里泪水又止不住地流。
李爱珠与女班长抱头痛哭，我们也只能拣最好听的宽心话来安慰她。当时是不可能批准李爱珠回沪为母亲尽孝的，那么多的老兵，四九年进疆后至今十来年还没回去探过亲，刚来不到一年的青年娃娃，怎能让回去？心中不平也没法子，进了新疆想回家探个亲“难于上青天”。那天晚上李爱珠回到宿舍哭了息，息了哭地一通霄，整个宿舍的女知青都在哭，指导员劝了这个劝那个，最后谁也劝不住，一甩手走出门：“哭吧，哭够了，又会是个进步。”他让我去吩咐女班长看好李爱珠别出事，又对我说：“我打仗很勇敢，杀敌人决不手软，可见不得这群娃娃家这么个哭法。”月光下，我看到他也在流泪。
第二天，指导员拿出三十元钱交给我，让我去团部邮局给李爱珠家寄去，我又加了二十元以李爱珠的名义给她家寄了五十元整。根据指导员的指示，我又给我连参加“赴沪汇报团”的上海知青排长邹小莲发去份电报，要她速去李爱珠家代表连队看望慰问她的家人。办完这些事后，空荡荡的心踏实了许多。然后又去商店称了斤水果糖，用上海家中给我寄来的全国粮票买了四卷挂面回来，乘着没人时，把这些都送到了李爱珠的床头，象对待自己的小妹妹那样对待她，帮助她，让她少份痛苦，多份温暖与友爱。
李爱珠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大病一场，人消瘦了一圈。待我再去看望她时，她的情绪有了好转，从极度悲伤的笼罩中走了出来，话没说二句，竟伏在我的肩头又哭泣起来。顿时，我惊慌失措，想起当年自己被遣送新疆劳动教养，临走时，15岁的小妹和17岁的小弟也是这样伏在我的肩头哭泣，我什么也没说，任凭他们伏在我的肩头哭，今天，我也是这样。
“你真好，我家没有大哥，你就象大哥哥一样关心我。这次母亲去世，指导员、连长，还有大家都那么关心和帮助我，令我感动，革命大家庭真温暖。”李爱珠止住了哭很认真很动情地说，就象小说故事中描写革命同志之间深厚友谊那般真挚感人，那般可歌可泣，那般天真幼稚。
我突然想起指导员所说的那句话：“哭吧，哭够了，又是一个进步。”人，经历了一场痛苦，一场磨难后，不就是一次成熟，一次觉悟，一次进步吗？
（四）
知青排长邹小莲从上海来信，汇报了“上海支边知青赴沪汇报团”帮助李爱珠家料理其母丧事的情况。李爱珠的姐姐也来了信，感谢连队领导及“赴沪汇报团”同志们的帮助和关心，要求领导好好教育培养爱珠，安心边疆建设，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看来爱珠一家人的觉悟还是蛮高的。
当李爱珠得知家中收到她“寄”去的五十元钱时，有些莫名其妙，她只寄过十元钱，每月只有三元津贴，哪有这么多钱往家寄？跑来问我，我如实说了，不说她不会罢休，一股犟脾气。听后她竟又呜呜地哭开了，真是个小孩子。我正束手无策，想说些话安慰她，她竟一把抱住我傻乎乎地说了句：“你是我的好阿哥。”我吓了一跳，连忙说：“快松手，别人看到了不好。”当时我确没从爱情的角度上想问题，一是二人相距十岁，二为她是上海知青实行供给制，象三年服兵役一样，规定不许谈恋爱，团里连里领导经常这样强调。何况我是个右派，解教人员，政治身份不好，我只是把她当作小老乡和小妹妹对待，哪敢有其他的“邪念”。
李爱珠进步很快，十月一日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就跑来向我报喜，让我分享她的喜悦。看见我在办公室里闷闷不乐收拾铺盖整理东西，屋里乱七八的。
“你这是干什么？”
“整理整理下班组。”
“为什么？”
“团里为连队调配的文教明天就到任了，我的工作到此结束，下大田劳动。”
“你不是干得很好吗？”
“我不是干部。”
“大家都非常喜欢你的，领导以后会提升你的。”
“不行，我是右派，解教人员，上次师检查工作组就已批评过指导员，说他用人不问政治。”
李爱珠默默地站在那里，双眸中噙着泪水，象似自己受了委屈，不能接受面前的这一现实。她把我想象得过高过好，而没去想我的身份。“这不公平”。她轻轻地翕动着小嘴，忿忿不平地说出这四个字。
“没啥，我习惯了，再痛苦的日子我也经受过，你们不都在大田劳动吗？”我反道想安慰她，说完望她一眼，我看见了她胸前别着枚崭新的团徽，心砰然而动，我也看见了她胸前成熟的胸脯将黄军衣微微隆起，不知怎么我的心中涌起一阵潮动。“入了团以后，再争取加入共产党，入队、入团、入党，人生的三部曲。”我想调侃一下这沉闷的气氛，既想鼓励一下李爱珠，也想表现出自己的坦荡。
李爱珠却没有了刚进门时喜滋滋的雅兴，兴味索然地站在桌子边，看看乱糟糟的屋子发呆，象似我的忧郁、委屈、痛苦全转嫁给了她。
当天下午，我就搬回了原先住的老职工单身宿舍，连我三个人，另二个是肓流进疆的，来自甘肃穷山沟，大家叫他俩“洋芋蛋”，据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逃荒来到这里时，饿得连汽车都下不来，如今都老大不小了，就是找不到媳妇。
第二天，十月二日，连队继续休息，一大早，我还躺在被窝里睡懒觉，就听见有人敲门，一问是李爱珠，那二个睡在铺上的“洋芋蛋”就打浑地说：“老赵，大清早你就来了桃花运。”
开了门，问她一大早来有何事，她说就要入冬了，乘今天休息帮我把被子洗了，有换下的衣服一起洗，天好晒干后还能赶上把被子再缝订好。我立即婉言谢绝，说自己能洗，不必麻烦你，好好休息一天，明天进入拾花紧张阶段，得一直干到年底呢。
李爱珠哪里听得进，进了屋子就将我还没折叠的被子稀里哗拉地给拆了，嘴里还说着下了大田就没你以往那么自由了，洗洗补补的，你还忙不过来呢。我心里热乎乎的，知道拗不过她，就由她忙吧，话也说回来，洗洗补补女人家总比男人家在行。当然，她洗衣服我提水，重活得我来，另外得管她一顿饭，今天休息，伙房仅供二顿饭，下锅挂面招持她。
“老赵，还是你福气好，有个妹子帮你洗被子呢。”躺在床上的那二个“洋芋蛋”阴一句阳一句地嘻笑着说，听那味，邪气得让人往那个上去想。我诚惶诚恐，生怕这些没教养的家伙再胡说八道，为难了李爱珠。可她听后不以为然，笑着说：“你们的被子想洗的话，快起床拆了，我帮你们一起洗。”
“不行，不行，被子上画着地图呢。”说完，这二个讨厌的家伙就哈哈大笑起来。我气得真想上去掀开被子揍他们一顿，可这些“洋芋蛋”睡觉爱净腚，只得作罢。
我将要洗的被单、床单、衣服等 卷成一个大包背起，与李爱珠出了房屋，里面的那二个“洋芋蛋”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我对她说：“别理会他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早就听惯了，外面的人都这么说。”跟在我后面的李爱珠满不在乎地说。
“说什么？”
“说你和我好呗！”
“什么，什么？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我就是要和你好。”
那个反问句，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那种如用文字书写的肯定句后面必须要加三个感叹号才能表达出的坚定，一下子使我热血沸腾。我止住了步，让后面拿着脸盆的爱珠跟上来，轻轻地对她说：“这不可能，你还小，我的身份不好。”我语无论次地说着，眼睛不敢望她，把迷惘的目光撒向远处的钻天杨林带，原先那茂密的绿叶在瑟瑟秋风中枯黄了，凋零了……
我俩来到涝坝旁，专供烧洗脸水和开水的灶锅里水热乎乎的，李爱珠就忙着用二只脸盆浸泡被单，我见脸盆太小，就到附近老排长家里借来了白铁皮制成的的洗衣盆，这可解决了大问题，泡了满满一大盆。
我见李爱珠蹲着洗很吃力，就又跑到老排长家借小板凳，老排长形销骨立、弱不禁风，在小院里正吃力地挥动着斧头劈柴禾。他四十不到，战争年代受了伤，被敌弹打断了肠子，伤到要害部位，成了革命残废军人，前些年剩着口里农村断粮没饭吃，从老家娶了个媳妇来，比他小二十，小媳妇人倒蛮老实俊俏的，只是与伤残多病的老排长不太相配，几年都没生下个娃娃来。连队的文教不安好心，见缝下蛆，老排长告到了团里，政委怒发冲冠，没劳动教养这个小文教就算好的了，将这个“狗日的”调得远远的下放劳动，小媳妇才又安稳地与老排长过日子。我真可怜老排长，从他手里接过斧头，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堆木柴给劈好了。
老排长感激地递给我一支烟说：“小赵，二十七八了吧，上海姑娘中有合适的找上一个成家吧。”从他的语气和笑脸中我感觉出这话中的善意与蹊跷，难道外面真地象爱珠所讲的“都这么说”？
我从老排长家给爱珠借来了小板凳，她已用清水把被单洗了一遍，正用热水泡洗衣粉呢（当时新疆还缺这玩意是上海家中托凯旋而归的青年排长邹小莲给她带来的）就这样李爱珠为我洗着被单床单，我洗衣服兼提水，俩人忙活了大半天。
起了床的职工都来打洗脸水，见到我俩洗浆不停，配合默契和谐，都乐呵呵地与我们打着招呼：“老赵，是该找个人帮助料理一下了。”“爱珠，帮老赵洗被子呐。”这种异样的口气，异样的笑脸，怪怪的，心照不宣，让我尴尬。以往我从没领受过如此的感受，唯有今天让我品尝出来了。
（五）
我与爱珠公开恋爱了，她十八岁，我二十八岁，没人反对，没人阻止，连经常在点名会上叨唠“上海青年三年内不许谈恋爱”的指导员也不叨唠了，象似对我网开一面，一次见了我说：“小赵，你小子真有本事，硬是把个爱珠弄到了手。”
“指导员，不是的。”我怕他说我早就心怀叵测，慌忙解释：“起初，我确实把她当个小妹妹对待，从没往这上去想。”
“急啥来，急啥来，做贼心虚的？找老婆正大光明的事，我们那时候老婆都是组织分配来的，来两个山东姑娘光给干部都不够分的，分不到的还哭鼻子呢。”指导员满脸都是高兴，两只眼笑眯得细细的。
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多通情达理的指导员，把我当作人看待，支持我与爱珠恋爱，使倍受磨难的我深感温暧，如果当初能有这样的好领导，我能被打成右派遣送新疆劳动教养？
“先别急，等李爱珠三年供给制一满，就批准你们结婚，不过你小子可不能欺侮人家姑娘，她可小你十岁呢。”
爱珠，改变了我的生活，衣服脏了有人洗，破了有人补，天天有心爱的人陪着说上一阵知心话，生活尤如注入了蜜糖，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我家没生活负担，父亲摘帽后继续在大学任教，兄弟姐妹中除小妹还在念大学外，其他的都大学毕业有了工作，都经常给我提供些“外援”。我每月工资28元，也够吃喝，日子过得去。爱珠困难些，母亲去世后就 她父亲一人工作，养活在沪读书的三个子女，后来其母工厂就招了她姐姐进厂工作家庭生活才有转机。她在农场过得是“三.五.八”的供给制生活，粗茶淡饭，可那三.五.八的零用钱实在少了些，我岂能袖手旁观等闲视之？瓜果季节，西瓜、哈密瓜才四分钱一公斤，葡萄和桃杏水果才一角二分一公斤，我的铺下堆满了瓜果，让爱珠能吃个够，挂面、大米能买得到的，我都应有尽有。星期天，我俩开着小灶改善伙食，有时爱珠劝我，日子长着呐，钱省着些花。我就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姑娘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如今的爱珠却生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柳眉慧眼，水灵灵的，一扫当初干瘪 瘦弱的小姑娘形象，是发育成熟的缘故，也是新疆农场清新的空气；甘甜的雪水；新鲜的瓜果蔬菜养育的结果，当然少不了玉米面粉这个主粮的营养成份。当初那群瘦弱的上海小姑娘如今大都长得胖乎乎的，你说奇不奇怪？
有了爱珠，我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首先从精神上，心灵上得到了欣慰与满足，不再悲观与孤独，一见到爱珠就有一种幸福感和充实感。一想到爱珠心里就暖洋洋甜滋滋的。我是嘴能说手能写的名牌大学的学生，如果是在繁华的城市；如果是在绿荫的校园；如果我根本就没经历过致人灭亡的磨难，我会将爱情浪漫化，通过我的嘴、我的笔，让它变的甜言蜜语，诗情画意，情意绵绵……而今，我与她都是孤独的人，远离家乡父母，身处塞外边疆，过着清贫劳累的生活，我俩的爱情就少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五彩缤纷的西欧浪漫情调，而变得实实在在，在艰苦中求生存，在艰苦中谋幸福。我就得象大哥哥保护小妹妹那样爱护她，帮助她关心她，相濡以沫，让她少份痛苦，多份甜蜜，为了她我甘愿牺牲我的一切。
我很高兴，爱珠的父亲竟来信同意爱珠与我恋爱，至于我的“身份”他不计较，反道说我是一个“孝子”。这一切都得感谢爱珠，她将我的一切都如实地写信向父亲作了汇报，特别强调了自她进疆以来，我对她的关心帮助和爱护，令老人家感动。他提出要看看我的相片，爱珠就从我的影集中挑了张我二十岁大学生年代的照片，英姿勃勃，风华正茂，给老人家寄了去。我的父母得知我在新疆农场找了位上海支边知青媳妇，激动万分，老泪纵横。这是对他俩的最大安慰，当即就带上礼物去爱珠家看望亲家公。
记得我与爱珠第一次“促膝谈心”是在我的房中，那晚团部有电影，连队的人几乎都不辞五六里路远的辛劳，早早地就去了，同住的那二个“洋芋蛋”也不例外，我与爱珠事先说好不去，等人一走完，她就来到了我的房里。
柔弱的煤油灯光温存地照亮着小屋，映照在爱珠的脸上却变得华丽光彩，我的视觉感受从没今天这么美好，仿佛有种特异的感觉，看到爱珠娇美的笑靥如二月桃花，加上刚才那短暂的等待而产生出来的欣喜般的焦急，一下子幻变成一种喜不胜说的甜蜜感在心中涌动着。
我让爱珠坐在我的床铺上，给她冲了杯白糖水，放在床头的木箱上让她喝。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慌乱起来，以往我只是把她当作个赢弱的小老乡来照顾，心中有股正义感，很是踏实。而今却是，却是……却是要发展成那层关系，这就是翻天覆地地变化，有着根本的本质上的不同，迎接她的到来就感到很仓促，很突然，很慌乱，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尤其我那“右派和解教人员”的身份包袱象座山沉重地压迫着我，在精神上、内心上的忧郁、沉闷和低落严重地摧残折磨着我，还有这二十八年来第一次揭开爱情这神密的面纱，让我心中慌慌张张，七上八下。
“近来家中都好吧？”我打破沉默问道。
“挺好的，姐姐上了班 ，家中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反正她也不是读大学的料，早些工作更好，和我一样。”说完调皮地一笑，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我道是很愿二个弟妹能上大学的。”
“一定会的。”说完我又沉默了，原先想好的词儿一下子忘到了九霄云外，又说起了老套子：“我的政治身份不好，这可不是小事，你一定要考虑成熟。”
“我不在乎，我离不开你。”她干脆果断的两句话锵铿有力，落地有声，这是千言万语疑聚成的一句实实在在的话，让我好生感动。
我深知她对我的爱，我不能再拒绝，否则将会深深伤害她，当然，我也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个小老乡。为了让她了解我，了解我这个“右派”的来龙去脉，了解我的真正人格与尊严，了解我的屈辱与真诚，我打开了心灵的匣门，向她述说了我缄口不对外人叙说的往事。
我出生在书香门弟家庭，父母都是留洋归来的学者，在上海一所著名的大学化学系当教授。五七年大呜大放的“真诚”感召了我那书生气十足的父亲，竟真心实意，心平气和地向系领导校领导提了几条中肯的意见，还一本正经地帮助制定了套整改措施方案。这完全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对党的赤胆忠心，没想到“反右”斗争一开始，校系两级领导竟拿我父亲作为“活靶子”斗争了。
“你平时伪装老实，寡言少语，为什么大呜大放一开始就那么积极？说，这是什么思想动机？”
“你的所谓‘整改书’是向党的挑战书，明目张胆地向党发起猖狂的进攻。”
“你出身地主剥削阶级家庭，又在国外深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教育熏陶，对我们的党和领导干部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认为时机到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公开跳出来恶毒攻击诬蔑我党的教育政策，攻击丑化党的领导。”
对我父亲的批斗会凌厉凶猛，排山倒海，机关炮似的发言无限上纲，强加罪名。父亲脸色苍白，坐在把木椅上浑身发颤，额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斗志昂扬的人们不许他“狡猾抵赖”，只许他“坦白交待”。他一遍又一遍地狠挖“反动思想”根源，向党和人民“交械投降”。
当时我正在大学化学系读三年级，血气方刚，见校系领导不顾事实指鹿为马，无限上纲，把我那胆小怕事，诚实做人的父亲打成右派气愤不平，怒火中烧，就与系领导论理，谁知 厄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瞬刻间，我就成了运动的对象，其罪名大到“不共戴天”。
1 对抗抵制运动，恶毒攻击诬蔑党的反右斗争政策。
2 为右派父亲翻案，反攻倒算。
我“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父亲的罪上加罪的“罪名”，我可是“现行”啊，立即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击与批判，定性为右派，五八年送新疆劳动教养三年。
送别的时候，父母亲在流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痛哭，全家没有说话的权力，只有分离的泪水。当时，我也真诚地忏悔，认真检查反省自己的思想、态度与立场，我总在扪心自问，我真的反党反人民吗？真的有罪吗？我只不过挺身而出想保护自己无辜受辱的父亲，为他说几句公道话，人之常情，何罪之有？我一个血肉之躯怎抵挡得住强大的洪流，我被辗碎了，被淹没了，被彻底抛弃了。
三年的劳动教养正遇上“自然灾害”，在新疆也看不出有什么自然灾害，玉米馍馍照样有得吃，蔬菜瓜果照样丰收，可人就是感到吃不饱，饥饿感特别强。不知为什么？不少犯人都得了浮肿病，病得连田坎都迈不过去，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而死去的大多又是年轻力壮的犯人。我不知怎么竞活着走出了劳改队，（劳改教养在一个队）解教后七转八转就分在了这个连队就业劳动，回上海的希望是没有的了，这辈子注定在这里落户。我感到欣慰的是爸爸很快就摘掉了“右派”帽子，仍在学校教书，哥哥、姐姐、弟弟和妹妹工作与读书都很好，这里的连队领导对我也不错。尤其大批上海支边知识青年来后我更是高兴，这么多清清白白的小老乡都来这里落户，我这个解教的右派就更该安心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我要让爱珠了解我——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也不是杀人盗窃、流氓成性的刑事犯，我只是为生我养我的老实厚道的父亲 说了几句公道话的“阶级敌人”。
爱珠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望着我那张痛苦的脸许久不说一句话，终于“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赶紧拿来毛巾给她擦泪，象那次一样劝导她、安慰她。她没有历经过“阶级斗争”，想必我的故事会引起她内心的振动，以改变她对神圣的“反右”斗争的看法。
爱珠伏在我的肩头上越哭越伤心，仿佛我的委屈是由她来承受一样。突然，她止住了哭泣，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句：“你是好人，我相信你，我永远跟着你。”说完将脸轻轻贴在我的胸堂上，象似在认真倾听胸堂中的那颗年轻心脏的咚咚博击声，也象是在倾听来自这里的悲壮伤感的故事。
我轻轻地拥着爱珠，将她拥进我的心里，象拥进了明媚的春天和温暖的阳光，驱走了笼罩在我心上的阴霾和寒冷，溶化开我那颗早被严寒冻僵了的心。
（六）
一九六六年八月，李爱珠终将结束了三年供给制生活。多么可怜啊，这三年仅发给了一副梧桐木铺板，一床被褥，一套棉衣裤，一双皮鞋，二套军装，二件粗布衬衫与二条衬裤，还有几双单鞋棉鞋及袜子。三年下来，那本用剥桃花制作的网套散如鱼网，不少男青年身上的那套棉衣棉裤早被棉杆和荆技等撕挂得“千疮百孔 ”吐露着等外级的花絮，女青年却用布将破了的衣服缝补得平平展展，在任何条件下上海姑娘都不失其勤劳爱美的天性。“文革”期间曾揭露：当时的垦区领导曾有意克扣了上海支边知青应得的许多福利待遇，如扣发了边疆高寒地区该发的皮大衣、皮棉鞋，还有军装、军帽等物资，他们挪用这笔上海发给的安置上海知青的专款，不过没象当今腐败分子那样掖进自己的腰包，而是建设了很大规模的化工厂，当然也招进了不少上海支边知青进厂工作。这能算领导们的“罪行”吗？当初王震将军率领千军万马进疆囤垦戌边，不是也曾节衣缩食过吗？如今的电视还将这做为发扬革命传统艰苦奋斗的好教材播映。违规不等于违法，损害上海支边知识青年的利益，不等于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甚至经过艺术加工，它还能在美丽的词藻下得到进一步升华。
所以，结婚的家当都是我在操办准备。
“文革”已经开始了，农场也象全国一样批判“三象村”，轰轰烈烈，《人民日报》等社论一篇接一篇，火药味甚浓。“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牛鬼蛇神”等等字眼，时时可见，让我心惊胆颤，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我预感到将有一场大的灾难，我不敢说，为着自己的命运担忧。
沙枣林里，我与爱珠在打沙枣，又是瞎折腾我们农工，业余时间打沙枣，和劳改队里差不多，总不想让人闲着。这次布置的业余打沙枣任务，又与“文革”联糸在一起了，有着伟大的政治意义，为革命打沙枣。操！还不就是让我们业余义务打了沙枣交到加工付业队酿成沙枣酒，再一元二角一斤卖给我们农工喝嘛，这与批判“三家村”横扫牛鬼蛇神有何关系？
“呀，这沙枣真涩。”爱珠摘了颗沙枣塞进嘴里，呸地一声又吐了出来说。
“傻丫头，没熟透乍不涩。一定要等到冬天，霜打的沙枣涩变甜。”尽管爱珠也懂这些，可我还是认真地说着。
“霜打的沙枣涩变甜，多富有哲理的诗啊！”爱珠赞叹道。
“人也是这样，唯有经过锤打和磨难，才能领悟人生的真缔。”
“这我相信。”
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与爱珠的婚姻会否遭受到严寒的袭击和冰冻霜打？我的心不寒而栗。自年初“社教”运动结束后，指导员象变了一个人，见了我也不象以往那样畅所欲言，说个话吞吞吐吐、躲躲闪闪的，对我和爱珠的婚事闭口不谈，原先的热忱劲一扫而净。我知道运动中贫下中农给他提意见，说他丧失阶级立场，用人不问政治。社教工作队也批评他“只问粮棉油，不分敌我友”。他“下楼洗澡”公开检讨时，还专门为重用我为”代理教员“之事做过自我批评，还表示以后分清阶级阵线，抓好阶级斗争，我理解指导员，他是大好人，但他难做人。
爱珠结束了供给制生活，开始拿28元的农工一级工资，我俩打算国庆节结婚，给指导员一说，他听后一脸难色：“哎呀，小赵，你虽然二十九岁了，可爱珠才十九岁，全团上海支边知识青年一千多人都还没有结婚的，怕报到团里不会批的，现在又要搞运动了，等到后期再说吧。”
想想也有道理，“四清”刚结束，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运动运动大不了搞上年把，等上一年也不迟，到时爱珠也不过二十岁，我也正是“男大三十一枝花”，青春着呐，等吧，不急，我自我安慰着。
谁知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在农场全面暴发，来势凶猛，指导员靠边站，“批判、打倒、油炸、火烧”，上上下下乱了套。
不多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文“兵团军管”在党委领导下闹革命；再后来，兵团党委、师党委下了文件通告：劳改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地富反坏右分子作为一个被专政的对象群体，统称“三类人员”，实行集中管理，不许穿黄军装，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自然被圈入了这一“政治范畴”。
拖斗里装满了连里需要被集中的九名解教人员的铺板与行李，八名解教职工灰溜溜地坐在车斗里，心恢意懒地抽着烟。拖拉机已发动了，突、突、突地响着，马上就要启动，送他们去农场最边远最艰苦的连队“集中管理”。
重又恢复工作的指导员跑了来问，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就开车。车上的一位人员说，赵永强还没到。指导员听后急了问：他在哪？围观的一名群众说：在仓库后面的水渠上与李爱珠抱头痛哭呢。指导员“唉”了一声，就找上了水渠。
自爱珠知道我要被集中管理的消息后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说死也不让我走，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
她与我的力量是多么地渺小，怎能阻挡得了上级党委文件规定精神的贯彻与执行？我经受的多了，逆来顺受无所谓，可这次要活生生地将我与爱珠分开，令我难以承受。
水渠岸上的沙枣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沙枣，经过霜打，大大的，红红的，味道已变得沙甜。而我与爱珠的爱情及婚姻正经受着霜打，这种“霜打”的比喻不是来自俩人感情上的波折，而是来自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政治运动，它将活生生地把我俩拆散。
“赵永强，你乍搞的，还不快走，拖拉机都要开了。”指导员来到水渠上见到我劈头就说。
“指导员，他不走不行吗？”爱珠苦苦地哀求着指导员。
“不行，兵团党委的文件，师团党委的部署，团党委的安排，一定得执行，我也没办法子。”
“那我也跟他一起去，我们马上结婚。”
“也不行，上级根本不允许，今天已到了这一无法挽回的地步，我也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指导员咳嗽了一声说。
原来社教运动中，工作组工作团的领导都知道我与李爱珠恋爱的事。在他们眼中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右派解教人员与一个上海支边女知青之间的大是大非事件，批评指导员工作没做好，一定要他中止我俩的恋爱关系，说这是混淆了阶级阵线，是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历史清白的上海女知青绝不能嫁给一个右派解教人员，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后来团领导也找我谈过话，要我回来给你们明确表态，不许恋爱，更不许结婚，如果你赵永强执迷不悟，出了事情，要拿你示问，处分你哩。”指导员咽了口唾沫继续说：“这事我都阳奉阴违地拖着，没给你俩说，怕你们伤心，棒打鸳鸯的事我不愿干，总想凑个机会让你们早点办了，可是这种机会不可能有的了，你们命中注定不能结婚，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如真心对爱珠好，就果断地中止你俩的恋爱关系，忍痛割爱，形势明摆着了，否则你赵永强会吃家伙的，你那右派、解教人员的身份压着你呐。就算让你俩结婚，那爱珠就是三类人员家属，有了孩子就是三类人员子女，永世抬不起头。何况团里根本不会批准上海女知识青年嫁给一个右派解教人员的，这是个政治问题，组织上得为上海支边的女青年负责任呢。”
听了指导员的这一番话，我这个铁汉子竟嚎淘大哭起来，是这个这理啊，指导员说的对，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害了爱珠。我痛恨自已为什么是个右派，为什么是个解教人员？一狠心，我止住了哭，对仍在痛哭不止的爱珠说：“爱珠，我们听指导员的话，为了你的政治前途和以后的幸福生活，咱俩的关系就此结束吧。”
“不……不……我不……”爱珠泣不成声地说。
“指导员，拜托你了，好好帮助关心爱珠，以后帮她找个好人。”我伤心地流着泪，恳求着指导员，不敢再看哭成泪人的爱珠一眼。
“知道，你快走吧，拖拉机快开了。”指导员的眼睛也湿润了，无可奈何地催着我快走，象要早些结束这悲惨的一幕。
拖拉机卷起了大路上的尘土，烟蒙蒙，雾茫茫的，笼罩着整个车斗，笼罩着我们九个被送去“集中管理”的三类人员。
阳光下，那幅悬挂在连队高墙上的横幅大标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格外刺眼，我双目紧闭，灌进双耳的只是爱珠那撕心裂肺的呼喊：永强，永强啊……
机车的轰呜声终将这微弱的熟悉的声音渐渐地，彻底地淹没了。
（七）
整整二十八年了，我没再见到过我心爱的爱珠。今天，鬼使神差地却在我的公司里戏剧性地见到了她，她竟是我的雇员，一名清洁工。
当年分离后，她给我来过许多信，我没回信，不能藕断丝连，为了爱珠今后的幸福，我必须绝情。我给指导员写过封信，要他多开导爱珠，千万不要来看我，我这里距团部五十多里路，戈壁荒滩，人烟稀少，一个姑娘家绝对不能来，会迷路的，有危险，我们在这里被集中管理，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来了也不便接待，反而添麻烦。不知指导员是如何给她说的。以后，我还多次收到她从邮局给我寄来的由她一针一线制作的布鞋，我也没给她回信，真心爱她我必须牺牲自己。
以后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强调清理阶级队伍，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残渣余孽，接着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是没希望的了，被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越是这样，反而越是希望爱珠能从痛苦的深渊中走出来，认清形势，找个历史清白政治可靠的爱人成个家，算算年龄，她已是二十四岁了，我竟为她焦急起来。
七一年的春天，沙枣花飘香的季节，原先与我同屋住的那两个“洋芋蛋”被揪了出来，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送到这里来“集中管理”。原来，他们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在职工中到处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甘肃老家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吃人。 先是吃别村的人，有二个外地出差的路过农村，就让村里的饥民逮了烀着吃了，后来就自己家吃自己家的人，先吃女娃子，有家人爹要逮八岁的小女儿烀着吃，小女儿就哭着说，爹；爹呀，别吃我，别吃我，我还能帮你烧锅呢。散布这些言论，在当时可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攻击三面红旗，不判刑劳改已算是宽大的了，一打三反中，二个“洋芋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走“坦白从宽”的道路，鉴于贫下中农出身好，认罪态度好，这才从轻发落。他俩给我带来了爱珠的消息；自我离开连队被集中管理后，爱珠不吃不喝大病一场，干等你这么些年，始终没你的消息，后经指导员介绍与一位转业军人副连长恋爱了，今年春节他们俩回上海结婚去了，不知现在回来了没有。
我的心一下子空荡起来，清泪长流不止，是为了完全失去爱珠痛苦，还是为爱珠的幸福而祝福？我全然不知。我从小商店里买了瓶北京二锅头，当晚喝得一醉方休。
八0年，我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当时去团部办手续调回上海，我没敢去连队打扰爱珠，怕影响她的家庭幸福。
“当初，我给你去了那么多信，怎也不给我回个信，等了你四年啊，熬得我好苦。”爱珠坐在沙发上端着那杯奶茶，始终没喝一口。
“一切为了你，我不能影响你。”
“你是个好人，好人有好报。”说完爱珠又没声响了。
“你现在的生活怎样？”我急切地想知道这一切，我心里清楚，从侄儿那里我已知道她的丈夫去世了。
“九0年丈夫患肝癌去世了，家庭失去了支柱。现在大女儿秀秀在复旦大学读书，明年毕业，不知能否分配在上海工作。儿子小强按知青政策户口报在了上海，今年高中毕业考大学，不知能否考得上，不过他成绩不错，就这二个孩子，挺争气的。”说到这里，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你住在哪儿？”我关切地问。
“在上海我哪有家？前年，我提前办了退休，从新疆把户口迁了回来，我和儿子的户口都报在爸爸家，小弟结婚在家中占去了那点点住房。我在杨家桥那儿借了间房子住，每月八十元房租，许多新疆战友都在那儿租房住，我和儿子住在那儿，女儿星期六回来住一宿，算是全家团聚。”爱珠说得很凄凉，这才喝了口奶茶接着说：“新疆农场每季度寄次工资来，每月退休金只有二百来块钱，医药费也报销不了，上海开销大，儿女读书都得花钱，我只得到处打临时工，不知怎么就打到了你这里来了。”
爱珠说得很从容、很平淡，象平时拉家常。但我体验得出她内心的痛苦与生活的艰辛，我的心简直如千刀万剐那般疼痛，泪水又都涌入眼眶，我不知从哪里汇聚来的勇气，蕴藏在内心的情感火山爆发般地喷发出来，一把握住了她的双臂，将她从沙发上拉了起来，强行地将她拥进自己的怀抱。
“不……不能。”爱珠轻轻地挣扎着。
“爱珠，你是我的，从现在起，你就是这里的主人，这里的一切是我的，也是你的，有洋房，汔车，百万存款，还有股票和工厂……”
爱珠在我怀里颤栗着。
“爱珠，严寒早已过去，霜打沙枣涩变甜，这就是我俩苦难的爱情，如今它已抵达光明的彼岸。”
爱珠在我怀里轻轻地哭泣着。
“我马上就与在美国的妻子离婚，她已跟了洋人，天天来电吵着与我离婚，现在可以让她如愿以偿了。”
爱珠在我怀里嘤嘤唏嘘，不能自己。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要让秀秀工作分配在上海，我要供小强上大学。我要让你重新获得幸福，弥补我的不幸曾给你造成的严重伤害与痛苦。”
我与爱珠都情不自禁地抱头大哭起来，就象当年在挂满冰霜打过的红红沙枣的水渠堤岸上那样。
秘书小姐被我俩无拘无束、惊天动地的痛哭声惊骇了，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见我与新来的女清洁工抱头痛哭，一下子楞住了，进退二难之际，我从感情的迷雾中挣扎了出来，让精明过人已感悟出蹊跷的她速去办以下几件事：
1 在希尔顿大酒店订个今晚的包间。
2 派车去复旦大学接秀秀。
3 派车去云桂中学接小强。
4 派车去接爱珠的老父亲。
爱珠坐在沙发上用毛巾抹着泪，向手执纸笔的女秘书轻轻道说着以上三人的准确地址和姓名。
一九九七年六月初稿
二00三年六月定稿
（作者系新疆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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