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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的农活
盛夏黑龙江，中午的烈日与南方的一样毒，一望无边的大田上，找不到一棵可以歇凉的树。这个季节，大豆田里的野草和庄稼一样的疯长，铲地除草是6-7月份的主要农活。
清晨，男女知青一人一顶草帽，肩扛着锄头，集队来到田头，一人一条垅，一字溜的排开，像千米长跑似地从田头的这边向望不到边的那头“跑”去。为了鼓励大家的积极性，农场从人民公社那里学来“评工记分”的做法，谁铲的地多，谁的分就记得多，不仅受到表扬，还能多得到一些奖金。知青们正处在争胜好强的年龄，尤其是男女青年一起劳动，小伙子们绝对不愿在姑娘面前服输。只要一站到自己的那条垄，锄头就不停的在地里划上，脚步一个比一个快。不出十分钟，距离就逐渐拉开，快的要甩出慢的几十米，半小时后，差距就是几百米了。
速度快的，也不完全是为了图个虚荣或要多挣几个奖金，先铲完的，到了田的那边，可以找个树下坐下休息，这时候休息是不会挨批评的。我们学校有个高中生，铲地劳动这类活，绝对做不过别人，连比较差的女生也赶不上，但他特能“摆豁”，只要他开口，男男女女都爱听。哈尔滨青年都是快手，到了田头休息闷的慌，为了听他“摆豁”，几个快手都帮着他，他们到了田头，他也到了。然后，一帮子人在大树底下听他“摆豁”，连长见了也无话可说。
距离拉开后，喝水成了问题，送水车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顾了后面顾不了前面。最后只好停到大田的那头，铲完一垄到田头再喝。男女一起干活，本来可以活跃气氛，调动干劲。但在一无遮拦的田里劳动，要解个手怎么办？男的小解还可以，背个影就行了；那女的呢，必须跑出很长一段路去，到看不见人影才行，这样一来肯定误工。后来只好改变做法，男的一堆，女的一堆，分开劳动。
秋天，遇到下雨，收割机一下地就陷在泥里不能动，农场要求用镰刀人工割麦。我的任务是给大家分配任务，计算劳动量，但也准备了一把镰刀，本想帮手脚慢的割，但由于是左撇子，镰刀要用右手握，我割不了，我就帮别人扎麦穗。割麦真是一个累活，弯着腰，从早上7、8点开始，到下午4、5点收工，连续作业，一天下来，身体都站不直。初秋时节，东北有种虫子叫“小咬”，一早一晚，成群成群地飞出来，粘着人咬，怎么拍打都不管用。人一干活要出汗，身上热了不能脱衣服，长袖长裤要穿得规规矩矩，头上最好还罩着一个纱笼，否则，只消一刻钟，皮肤上就会鼓起一个个的包，痒死人！大家宁肯被太阳晒，也不愿挨“小咬”咬。中午在田头吃饭，本来可以休息一阵，可是谁也不想休息，吃完饭，嘴一抹，“嚓嚓嚓”又干开来，大家要赶在太阳下山前收工。
冬天，有农闲一说，其实根本闲不了。打柴的要上了山，剩下的都要下田瓣苞米。秋收大忙时，收割机只管把苞米秆放倒，没有时间脱粒，只好先归成一堆堆的放在田里，等其他活忙过了再来顾这事。入冬，下起了雪，大雪把苞米堆盖上，雪化成水，水结成冰，冰上又盖上了雪，把苞米堆盖得严严实实。瓣苞米，顾名思义，原本是指把苞米棒从苞米秆上瓣下来。实际上，还有一道工序，首先要把苞米秆从冰雪下面刨出来。于是，冬天的大田上，穿戴着厚厚的棉衣棉裤面手套棉胶鞋，分不清男女的知青们，冒着刺骨的寒风，站在冰天雪地里，沿着地垄，有的在前面用铁耙刨开厚厚的积雪，把埋在积雪下面的苞米秆一点一点翻出来，有的用双手把苞米棒子从秆子上一颗一颗瓣下来，一辆马车在地里来回跑，把苞米棒子装上车。
在这天寒地冻的时节，站在空旷的田野上，唯一感觉的就是刺骨的寒风不停地侵入体内，无论穿得多厚实，只有不停的动，身子才能发出热量，否则必然会冻出病来。每个人脸上戴的口罩，都有一层白花花的霜，只有那对准嘴巴的那快地方是潮湿的，没有霜。口罩是不能摘下的，如不小心摘下，口罩即刻就结冰。戴在手上的手套也是这样，手套接触冰雪后潮湿了，如果脱下来，手套也即刻结冰，再想戴上，就很麻烦。只有用体温把结了冰的口罩、手套化软了后，才能再戴上。
开春后，大地虽然解冻，气温依然很低，特别是一早一晚。黑龙江农场的田间播种，都是机器操作，人工是绝对不可能的。早在下乡前，在纪录片上，我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一台东方红履带拖拉机拉着三台播种机在欢快地奔驰，种子从播种机源源不断地播到土里——这是农业机械化的标志性场景——非常气派。但真的到了机械化播种现场，感觉则完全不同。
寒冷的天气，自不待说，最难受的是人成天处在飞扬的、拌着刺鼻的农药的灰土中间。黑龙江的黑土被吹风干后，像细细的粉尘，播种机开过，卷起的土尘漫天飞扬，人在播种机上就像站在灰土堆里，鼻孔里、嘴角边、耳朵眼，浑身上下都是土，除了眼白是白的，其余都是灰的，头发也象染上了灰色，灰得象鬼。灰脸、灰手却没有热水洗，吃饭也成了问题，用纸擦擦手、擦擦脸，抓起包子就往嘴里送。
（作者原黑龙江省七星泡农场知青）
上接 《动荡岁月》节选之四 与文字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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